崔伦参谋长在办公室里看一份名单。崔伦参谋长立即将秘书叫了进来，说道：小李！给我备车！我要到政治部去一趟。 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崔伦怀抱着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走上了革命道路。那一年，年仅十八岁的他，毅然决定加入革命工作。同年3月，崔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无数革命者共同的长征。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崔伦的表现得到了组织的认可。1943年1月，他被任命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电台区队长，正式承担起了更为重要的任务。这一职位使得他直接参与到前线的指挥通信工作中，进一步磨砺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电台不仅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它更是战场上指挥员和前线士兵之间的纽带。作为电台区队长，崔伦需要确保信息畅通无阻，同时还要防止敌人的干扰和破坏，这样的工作压力常常让他处于生死边缘。 战局瞬息万变，革命的形势也随时可能发生变化。1945年10月，崔伦的任务又发生了调整，他调入了军委三局办公室，担任科员，工作性质有所变化，从战地通信转为后勤保障。在这个岗位上，崔伦依旧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的职责是为整个通信工作提供后勤保障和指挥调度。这一阶段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但崔伦的工作同样至关重要。后方的保障是前线胜利的基础，他始终坚信，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岗位，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 进入1947年6月，崔伦再次迎来了职业生涯的转折。那时，随着中共中央前委的通信体系逐渐发展壮大，崔伦被任命为通信大队长，这一职务使他更加接近核心的指挥决策层。此时，解放战争的形势更加严峻，崔伦的职责是确保各级指挥机关之间的高效联络，保障党中央与前线指挥的无缝对接。通过这段时间的历练，崔伦不仅在通信领域展现了非凡的才能，同时也在组织协调、指挥调度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1949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即，崔伦的职责也随之发生变化。他被任命为军委三局通信联络科科长，负责全国范围内的通信联络工作。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需要快速应对全国范围内的各种情况，确保新生的国家机器运转顺畅。在这一时期，崔伦的组织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为新中国的成立和稳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崔伦继续在军委通信部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50年10月，他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任务，朝鲜战场的通信条件极其恶劣。崔伦和他的团队不仅要面对敌军的干扰，还要在极度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完成任务。他们常常在极端严寒的环境中保持电台畅通，确保指挥中心与前线的沟通没有任何障碍。朝鲜战场的工作经验，也让崔伦对通信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战争中，信息流的畅通往往决定了胜败的关键。 回国后，崔伦继续在军委通信部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巨大作用。1954年1月，他担任了军委通信部通信处处长，开始全面掌控整个军委通信部门的运行。他的任务不仅是保证通讯的畅通，更是要在日益复杂的军事环境中，优化通信的效率和安全性。此后的几年，崔伦的职位不断上升，先后担任了军委通信兵副参谋长、《通信战士》杂志社社长等职务，并最终在1964年6月，成为了军委通信兵司令部的参谋长。此时的崔伦已经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系统的中坚力量。 1968年的一个普通下午，通信兵司令部办公楼里一片寂静。崔伦参谋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手中拿着一份刚刚送来的名单，神色凝重。他快速地翻看着名单上的内容，突然眉头紧锁，立即叫来了秘书小李。＂去备车，我要去一趟政治部。＂崔伦参谋长的语气坚定而急促。 在等待车辆准备的间隙，崔伦参谋长再次仔细审视这份名单。这位科技部的女参谋，她的丈夫曾是一名优秀的通信兵战士，在援越战争中为了保护重要的通信设备，不幸牺牲在异国他乡。她的父亲更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样一个为国家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家庭，现在却要面临新的困境。 正当崔伦参谋长准备动身时，秘书建议先请政治部的同志过来当面沟通。很快，一位政治部的干部来到了办公室。面对崔伦参谋长关于这位女参谋为何被列入下放名单的质询，政治部干部支支吾吾地表示这是因为她父亲被认定为＂过线人物＂。这个说法立即引起了崔伦参谋长的强烈反对。 崔伦参谋长严肃地告诉政治部的同志，如果他们坚持这个错误的决定，他将会继续过问此事。这种态度让政治部的同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政治部很快做出了调整，将这位女参谋的名字从下放名单中删除。 这个结果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军队高级干部，崔伦参谋长深知在特殊年代里，即便是为烈士家属说话也需要莫大的勇气。但他始终认为，对待为国牺牲的烈士家属，理应给予特殊的关怀和照顾。这不仅是一个军人的责任，更是对革命先烈最基本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