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彭德怀去西南三线任职。临行前，彭德怀来到了杨尚昆家中向他辞行。彭德怀

1965年，彭德怀去西南三线任职。临行前，彭德怀来到了杨尚昆家中向他辞行。彭德怀感慨的说道：“这次去西南，我很难过。这次一别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见面竟然成了两个人之间的永别。

1933年6月，红三军团的指挥结构迎来了一次重要变化。彭德怀，这位35岁的战斗老兵，即将与一位比自己年轻九岁的新政委杨尚昆合作。 尽管杨尚昆缺乏直接的军事指挥经验，却拥有丰富的白区工作背景，并且比彭德怀更早参加了革命，拥有更长的党龄。

在两人初次见面的时刻，杨尚昆走进彭德怀位于前线的简陋指挥所。彭德怀的朴素军装和整齐的装束，以及他那用浓重湖南口音表达的欢迎词。

1934年2月，蒋介石针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广昌成为了红军的一个重要防守点。彭德怀与杨尚昆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坚守广昌，应对国民党的强大进攻。

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彭德怀和杨尚昆必须应对国民党的十几个师的兵力和大量的飞机炮火。国民党的部队不断向红军施加压力，广昌的战斗成为了一场残酷的消耗战。 在 战斗中，彭德怀和杨尚昆之间的合作日渐密切。

他们在敌机的轰炸下共同寻找掩护，甚至有一次彭德怀在敌机投弹时果断地将杨尚昆推入一个坑道，两人从而奇迹般地生还。

面对博古等人的不切实际的战术要求，彭德怀和杨尚昆在内部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坚持认为，为了保存实力并寻找合适的作战机会，必须将部队从前线安全撤退。这一决策最终帮助红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保持了一定的活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面临严峻形势，被迫启动了一次历史性的战略转移，即众所周知的长征。

长征期间，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和杨尚昆的领导下，显示出了极强的战斗力和顽强的抵抗精神。他们在突破连续的敌人封锁、四渡赤水和南渡乌江的战役中，取得了显著的战绩。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雪山脚下胜利会师，这一会师不仅是长征中的重要里程碑，也大大提振了红军的士气。

1937年，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共两党开启了第二次合作。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工农红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形成了第八路军，并迅速奔赴前线进行抗日作战。彭德怀担任第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在山西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抗日行动。

与彭德怀同时，杨尚昆则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副书记。他与刘少奇一同前往山西，负责协调和指导当地的抗日及党的工作。

1938年11月，为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管理，中共中央决定将北方局驻扎在晋东南的太行山区，并与八路军总部合并办公。

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和杨尚昆的职责发生了分化。

彭德怀担任西北战场的前线总指挥，主要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而杨尚昆则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局司令员及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主要任务是 确保中央首长的安全。这种前线与后方的分工反映了他们各自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重要作用。

1947年6月，杨尚昆奉命前往彭德怀的住所，转交毛主席的亲笔信。

此行他骑马历经五天，穿越险阻，最终抵达陕北定城的前方司令部。

这次任务不仅体现了毛主席对彭德怀的信任，也标志着杨尚昆在党中央中的特殊角色和责任。

信件交付后，毛主席通过彭德怀表达了对西北军事和政治工作的重大调整。

此时，中央军委决定对西北野战兵团进行改编，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一决策进一步强化 了彭德怀在中国共产党及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彭德怀和杨尚昆的关系日益深厚。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离中南海，定居吴家花园。在这段时期，杨尚昆不仅是他的政治联络人，还负责安排他的生活事务，两人之间的交往更显亲密。

彭德怀的晚年，尽管远离了政治中心，但他依然活跃在社会和文化活动中，保持着对人民幸福的关心。

1965年，彭德怀去西南三线任职。临行前，彭德怀来到了杨尚昆家中向他辞行。

彭德怀感慨的说道：“这次去西南，我很难过。这次一别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见面竟然成了两个人之间的永别。

彭德怀去世前，他与杨尚昆的最后一次见面，充满了情感和对过往岁月的回忆。

杨尚昆在1979年写下的《我所知道的彭老总》中，以及他在彭德怀百年诞辰时发表的《追念彭大将军》，都是对这位老战友的深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