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清楚李嘉诚的生意思维，必须先理解李嘉诚的政治身位。 正如批判李嘉诚没有“民族主义情怀”，就必须先搞明白一个基本的事实：此人本就是港英时期的政治遗孤，他的所有利益是与二战之前即雅尔塔体系之前的「旧世界殖民框架」所绑定的。 只不过由于香港一地其“租期”之长几乎绕过了雅尔塔时代，使得李嘉诚几乎一生之中都温润徜徉在旧社会、旧文化、旧思想里。 而待到这个体系即将瓦解时，他能够做的也就是挣脱和逃离。 1989年3月21日，距离香港回归近在咫尺，李嘉诚亲自拜访伦敦唐宁街10号，在英国首相办公室与撒切尔夫人进行了45分钟闭门会谈，议题直指他的个人身份问题——如何快速获得英国公民资格。 那次会面理论上是不合法的，至少是不合理的，因为在那不过八年前，李嘉诚刚刚获得“香港非官守太平绅士衔”；1985年，李嘉诚又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这是给中国香港人制定律法的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必须是中国人，可是李嘉诚这位「中国人」却试图获得英国人身份…… 也是在1989年，那年3月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李嘉诚首次公开表示“将把香港业务占比降至60%。” 其实，和三十六年后的今天他再次出卖中国利益并无二致。 因而，梁振英在社交媒体批评他“没有祖国的商人只会沦为没有父母被人欺凌的孩子”是不符现实的，李嘉诚从来就没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作祖国，他的精神祖国只在西方。 五年前，香港国安法发布时，李嘉诚率先表示“支持”，他给出了三点评价：“任何国家对自身国家安全问题都有权责，大家不必过分解读”、“通过港区国安法，希望可以纾缓中央对香港的担忧，发挥长远稳定发展的正面作用”、“特区政府责无旁贷，要巩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强化国际社会的信任。” 很多人当时不理解，以为李嘉诚这样的人似乎应该反对国安法、反对中央对香港的治理才对… 事实上，对于李嘉诚那帮港英遗老们而言，一国两制才是他们绝对拥护的。 因为一国两制也许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东西，但至少可以替他们维持住一些东西。 回归二十余年，这就已然是他们可控范围内的利益最大化了。 李嘉诚旗下公司市值在香港回归前的1995年“只有”420亿港元，盈利30亿港元；到2009年就增加到了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经济总量的50%，盈利超过2000亿港元，增加近七十倍。 但是香港回归的二十年，这座金融枢纽重镇总体GDP只增加了不到一倍——李嘉诚们心知心惧。 2014、2019香港青年两度暴动，最希望尽快平息下来、希望香港永远安宁的人，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中国人民都只能排第二，排在第一的正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早已卡特尔化的香港几大家族们（广义是四大家族，但不同语境下亦有不同划分）。 早在2014年3月，李嘉诚接收财新专访时就说过：“香港若真的走上民粹主义之路，就会像野马易放难收。” 因为暴动意味着阶级业态的失序，失序则意味着重组的可能，重组就意味着对现有顶端的颠覆。 恰似百余年前的在省港大罢工，周寿臣、罗旭龢等香港华人资产阶级领袖，从一开始就站在港英当局的立场，认为大罢工是“广州的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所引发，以摧毁香港的经济生活为目标”，并通过“工业维持会”和《工商日报》的渠道，策动了反罢工的宣传战……同时，这些人不止对英国人“忠诚”，1在日据香港的三年时期他们同样是日寇的合作者，最终在战后被重新执政的港英政府排除出体制以外，不再获委任公职…… 所以再回看李嘉诚对于国安法的三点评论，不妨翻译一番： “任何国家对自身国家安全问题都有权责，大家不必过分解读”——国安法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香港青年们，请不要再引发新一轮对抗了； “通过港区国安法，希望可以纾缓中央对香港的担忧，发挥长远稳定发展的正面作用”——请中央不要对香港施加过多干预了，不必对香港稳定那么担忧； “特区政府责无旁贷，要巩固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强化国际社会的信任”——一定要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千万不能切断西方世界对香港的投资！ 今日香港，尽管由于教育和商业洗脑的问题，香港青年长期在自身的压迫中意识不到压迫、反而在权贵的繁华中虚醉着遥远的繁华，但是一旦随着暴动持续深入，难保思想会产生“正向的异化”。 2020年5月很多香港市民在就国安法签字、声援支持时，已经表达了对香港几十年来少数垄断资本家的不满，尤其是地产大鳄。 这是认知的觉醒。 对于李嘉诚等地产霸权的憎恶其实一直有之，但是在大陆商品经济崛起之前，香港人的优越感普遍盖过了阶级分化的痛苦。 很多年来，香港的大富豪们被市井百姓亲切地称为“诚哥”“彤叔”“四叔”，如称呼自家亲戚，不但将他们视为明星一样追捧，还听不得他人（特别是大陆人）的任何诋毁。 然而陆港此消彼长之后，香港人对李嘉诚们的心态开始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