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难，难就在回到常识 一、何谓“教育常识”？被遮蔽的底层逻辑 教育的“常识”是跨越时空的普遍共识，指向教育的本质目的： 1. 以人为本：教育应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如独立思考、创造力、健全人格），而非单向度追求分数、升学率等量化指标。 2. 因材施教：尊重个体差异，避免用统一标准压制个性。 3. 循序渐进：学习需符合认知规律，儿童过早“抢跑”可能损害学习兴趣（三年级现象）。 4. 教育公平：保障弱势群体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而非加剧阶层分化（如城乡教育差距、学区房制度）。 这些常识在现实中常被异化为“反常识”：教育沦为竞争工具，学校成为“流水线工厂”，学生被异化为数据指标。 二、“难回常识”三大症结 1. 行政化与功利化合谋 行政干预过载：教育评价体系过度依赖行政指令（“升学率排名”“重点率考核”），迫使学校牺牲教育规律迎合指标。例如，基层教师常抱怨“填表时间超过备课时间”。 市场利益裹挟：资本驱动下，教培机构制造焦虑（你的孩子不来，我们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家庭被迫卷入军备竞赛，违背“减负”常识。 2. 认知错位与社会心态 “确定性迷恋”与风险规避：家长对“考名校=成功”的路径依赖，本质是对社会流动通道收窄的恐慌。即便认同素质教育理念，仍难放弃“刷题提分”的确定性策略。 群体非理性：剧场效应下，个体理性选择（“别人补课，我也得补”）导致集体非理性结果（“双减”后地下补习屡禁不止）。 3. 制度性路径依赖 选拔机制固化：高考“一考定终身”虽被诟病，但因其“表面公平性”难以撼动。多元评价体系（综合素质评价）易受权力寻租质疑，陷入“不改是问题，改也是问题”僵局。 教师评价悖论：用论文、课题数量衡量教师能力，倒逼教师偏离“教书育人”本职，转向“科研GDP”竞争。 三、破局路径：从“理念觉醒”到“系统性重建” 1. 重塑教育价值观 公共讨论与共识凝聚：通过社会对话（“什么是好的教育”大讨论）消解功利主义教育观，重构教育的社会意义。芬兰教育改革的成功，正源于全社会对“教育即生活”的共识。 政策导向纠偏：强化教育公平（如教师轮岗制、资源倾斜乡村）、弱化分数崇拜（北京中考取消“小四科”排名），将政策重心从“效率优先”转向“人的发展”。 2. 解构单一评价体系 多元评价探索：借鉴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双轨制”，赋予技术技能人才同等社会尊严；推广“项目式学习”“成长档案”等动态评价工具。 高考改革深化：推进“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打破“唯分数论”对基础教育的绑架（上海春考、浙江“三位一体”招生试点）。 3. 赋权教育主体 学校自主权扩大：减少行政干预，允许学校根据学生需求设计课程（如北京十一学校的“走班制”）。 教师专业尊严回归：减少非教学负担，建立以“课堂质量、学生成长”为核心的评价标准，让教师重拾“育人者”而非“执行者”角色。 四、教育的终极追问 “回到常识”之难，实则是社会转型期价值冲突的缩影。教育无法独立于社会系统存在，但教育领域的改革可以成为撬动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杠杆。当教育真正回归“培养完整的人”这一常识时，或许我们才能跳出“内卷-焦虑-异化”的循环，走向更人性化的未来。 “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叶芝之阐述正是对“教育常识”最诗意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