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代快报4月3日报道，山西阳高“订婚强奸案”备受关注。该案此前经阳高县人民法院

据现代快报4月3日报道，山西阳高“订婚强奸案”备受关注。该案此前经阳高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席某某以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审开庭审理后，未当庭宣判。4月3日现代快报记者获悉，4月2日上午，被告人席某某母亲郑女士前往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提交控诉材料，请求对12名办案人员以玩忽职守罪追责。 在二审尚未宣判的情况下，提出追究办案人员责任，显然是施加压力的方式，不太妥当。想一想，二审结果还不知道能否推翻一审结论，就要求追究办案人员责任，搞不好，会对二审结果产生负面影响的。因此，被告母亲此举，以及律师的主意，有点盲目，也有点馊。 实际上，眼下最需要的，是能够在二审时，推翻一审的强奸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赔偿，并要求追究办案人员责任。而从此前的报道情况来看，如果一切属实，在女方的身上既没有鉴定出男方的DNA，女方的处女膜也没破，认定强奸确实是缺乏证据的。即便是猥亵，都可能存在争议。因为，双方能够发展到订婚的状态，就算订婚不具有法律效率，双方出现诸如搂搂抱抱等方面的现象，如果在没有状告男方前已经发生过，而状告男方后，就把搂抱也当作猥亵，感觉不妥。 也就是说，当地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按照基本事实来认定，而不能想当然。特别是权威机构的鉴定报告，应当作为第一证据，而不是单凭女方的说明，以及某个电话录音。电话录音再多，也比不上鉴定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