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12日，国务院下发了一份名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的文件到全国各地。

这份文件中提到了要在十年以内实现消灭老鼠、蚊虫、苍蝇以及麻雀这四种有害生物的目标。

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便拉开了帷幕，而在这场除四害的运动中，便有消灭麻雀的运动。

打雀运动动员了全国的力量，虽然颇有成效，捕杀了超过19亿只麻雀，差点让麻雀在神州大地灭绝，但麻雀数量的骤降，也造成了生态灾难。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些年里，国家与人民的日子其实是过得非常艰难的。

那时候，国家的经济还没有得到恢复，农业生产方面更是处于一个很是落后的地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人民的需求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除了想办法提高农业产量，国家还提出了“除四害”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而这“四害”便是对农业生产有着很大危害的老鼠、蚊虫、苍蝇以及麻雀四种害虫。

前三者对农作物有害是毫无疑问的，但关于麻雀这一生物，历史上其实便对其食性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其为害虫，但也有人认为麻雀无害。

为了给麻雀的问题定性，教育部副部长周建人在《雀是害鸟无须怀疑》中表示：麻雀是害鸟，对这种害鸟应当扑灭，不应该犹豫。

在1958年2月12日发出的《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也讲明了麻雀的危害。

麻雀是农作物的大敌，拿河北省来说，光是一年被麻雀与老鼠糟蹋的粮食，就达到了32亿斤，这是河北省粮食总产量的15%。

若是这些粮食能够保存下来，既可以供应800万人吃一年，也能折算成钱购买60万匹大骡子，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大的作用。

然而就是这么一笔价值巨大的财富，就因为老鼠、麻雀这样的害虫而毁于一旦，这如何能让人不心疼呢？

正因如此，除四害、助发展便成为了一个必然的选择。

在“除四害”运动中，最为轰动的运动便是打雀运动，而对于麻雀的围剿与聚歼，最初还是从四川省开始施行的。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四川历来便是鸟类的天堂，而麻雀在四川地区的数量更是多到数不胜数。

为了解决麻雀过多的问题，四川省制定了有关处理麻雀的标准。

第一个标准便是在城镇清理麻雀要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而在农村清理麻雀则要以合作社为单位，凡是每天看到两只麻雀的地方，都属于不合格。

那个时候，四川省以除四害为中心，各级党委书记亲自动手，干部带领群众，户户动员，进行浩浩荡荡的打雀运动。

四川的人民无论老幼，都行动了起来，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消灭麻雀。

当时，阎秀峰接到上级的指令，来到了四川省的郫县红光农业社调查当地“除四害”的成果如何。

在调查的过程中，农民穆青云告诉阎秀峰：“在除四害行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派人守候在秧田旁边的，只要麻雀一来，人就发出吆喝声，麻雀听到声音不敢停下来，只能一直在天上飞，最后累到跌下地来。”

听了穆青云的话以后，阎秀峰认为这是一个对付麻雀的好主意，于是他便向当地政府提出了这个建议，接着组织群众开始进行试验。

虽说动员了不少群众在秧田边吆喝，但由于麻雀并不是一群一群来觅食，而是偶尔飞来几只偷吃谷物，所以在试验了一天以后，也只是捡到了几只飞累坠落的麻雀。

发现吆喝的效率低下以后，阎秀峰便放弃了用这种方法来对付麻雀，而是让当地群众继续照之前的方法行事，而他自己则是去到了新繁县新民农业合作社进行考察。

新繁县新民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名叫罗世发，他也是用吆喝来对付麻雀，但罗世发借助了许多工具。

他组织了当地的群众用敲盆、锣鼓、竹筒等工具来发出更大的声音，麻雀听到如打雷般的声音以后，往往会吓得从天上掉下来，这样吆喝麻雀的效率高了不止一筹。

见到罗世发用的方法有如此高的效率，阎秀峰立即将这种方法汇报给了四川省的除四害指挥部。

指挥部在收到消息以后，立即向四川各县发出了指令，向新繁县学习。

当时，在获取到对付麻雀的方法以后，四川各县都开始了“灭雀大战”。

拿郫县来说，该县响应省政府的号召，一共出动了十万“灭雀人”，将这些人分成各个小组，有的小组背着火枪，巡视郫县各地打麻雀，而有的小组则是整天轮流看守，不断吆喝，以此来吓走麻雀。

就连一些农民上街赶场，都需要带上竹筒之类的东西，一边走路一边吆喝，“彭彭”“啪啪”的声音惊得麻雀纷纷从天上掉下来。

郫县的这次“灭雀行动”经历了三天，一共消灭了上百万只麻雀，很好地完成了省政府派发的任务。

除此以外，成都郊县在这次“灭雀大战”中也表现得非常出色。

为了尽可能多地消灭麻雀，郊县出动了十九万人，这些人从早上五点开始行动，他们采取套、打、疲劳轰炸等战术向当地的麻雀发起了进攻。

这次的进攻足足经历了四天时间，郊县的天上地下都被群众铺满了溜子榨板等工具，满山遍野都是群众扫荡麻雀时留下的脚印。

等到第四天过后，郊县的群众已经完全见不到麻雀的身影了。

从郫县与郊县的灭雀行动中，我们不难看出四川各个县的灭雀成果非常地显著，而四川也就此成为了“灭雀行动”的模范城市。

为了让其他省份向四川学习，上级特地将四川灭雀的先进经验拍摄成了一部新闻纪录片，以此来更好地推广灭雀。

自从四川打响了灭雀第一枪以后，全国各个地方除四害的运动声势搞得越来越大了。

拿首都北京来说，为了让各省积极响应灭雀的号召，北京举行了一次“除四害大跃进协议大会”，会议上强调了要全员动员，让麻雀上天无路，让老鼠入地无门......

在这次会议结束以后，北京还成为了“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以此来统一指挥时长三天的剿雀运动。

为了让北京群众知道对付麻雀的技巧，指挥部特地将群众组织起来，让他们围在一起观看四川围剿麻雀的纪录片。

除此以外，指挥部还让一些装着死麻雀的宣传车在街上行驶，街上的群众看到这些死麻雀，对剿雀行动更加有信心。

1958年4月19日，北京的数百万灭雀大军开始了剿雀大作战，大批的神枪手埋伏了起来，一旦有麻雀进入他们的射击区，必定是有死无生。

除了神枪手以外，更多的群众手持武器到处搜寻麻雀的踪迹，麻雀被吓得在天上乱飞，找遍天上地下，竟没有一处可以让它们栖息的地方。

在天罗地网的围剿下，北京灭雀大军的战果非常地辉煌，从4月19日这天开始一直到21日结束，北京的灭雀大军一共歼灭了40多万只麻雀。

北京的战果如此斐然，作为中国第二大城市的上海自然也不会落于人后。

上海的灭雀作战从4月28日开始，只一天时间，上海人民便消灭了25万只麻雀。

在灭雀的上海人民之中，数鲁佛祥父子四个人消灭的麻雀数量最多，他们并没有一只一只地去捕杀麻雀，而是跟着雀粪的痕迹找到了麻雀的窝，最终成功地找到了750只麻雀蛋以及3只保护着麻雀蛋的麻雀。

为了斩草除根，无论是麻雀还是麻雀蛋，上海群众都没有放过，在上海的这一场灭雀作战下，许多麻雀都就此断子绝孙。

除了北京与上海以外，广州对麻雀的围剿行动也非常地顺利，广州市人民一共剿灭了31万只麻雀，还捣毁了三万九千个麻雀窝，从这以后，麻雀再也难以在广州生活下去。

因为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参与到了对麻雀的围剿行动中，所以从1958年初剿雀运动开始，到十一月份结束，大概有19.6亿只麻雀被捕杀至死。

可以说，因为这次围剿麻雀的行动，麻雀险些在神州灭绝。

那么，后来麻雀数量为何又会恢复过来呢？

原来，自从轰轰烈烈的“灭雀”运动告一段落以后，各种农业与林业的害虫便开始层出不穷了。

害虫向来便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若不是有诸多以害虫为食物的鸟类，那害虫之灾早就泛滥了。

然而，自从“灭雀”运动过后，全国不止是麻雀少了许多，就连其他的鸟类，也几乎看不见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因为之前进行灭雀行动的时候，有许多人根本就分不清哪些是麻雀，哪些是其他鸟类。

如此一来，许多人甚至看到鸟窝就去掏，看到有鸟在天上飞，就会对它发起攻击。

这看似是在消灭麻雀，其实却对其他的鸟类种群造成了极大的伤害，鸟类的数量急剧减少。

吃害虫的鸟儿少了，那害虫自然便会开始泛滥，于是，农业与林业便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从1959年的春天开始，北京、上海等地的农田逐渐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虫害，诸如天牛、黄粉虫等害虫不仅会吃庄稼，还会啃食树木，从事农业与林业的百姓因此而损失严重。

有生物学家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当即就明白不能再去灭雀了，否则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多难以预测的损失。

一些鸟类学的专家更是指出了麻雀对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麻雀吃下的谷物会变成一种有机肥料，能让土壤的肥力得到有效提高，这对农业的生产是有促进作用的。

因此，以中科院张劲夫为首的科学家们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呈送给了国家领导，他们建议国家能将麻雀从“四害”中移除。

毛主席在看到这份报告以后，立即明白了此事的重要性，他当即命人将这份报告印发给各部门的同志。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人民群众纷纷停止了对麻雀的围剿。

为了让麻雀的数量可以恢复过来，许多地方还成立了“麻雀保护协会”，他们会为麻雀搭建窝巢，还会提供给麻雀谷物。

经过多年的努力，麻雀的数量终于得到了恢复，而城市与农村，也重新可见这种小鸟的影子。

不仅如此，在2000年的时候，麻雀还被列入了国家的“三有保护动物”，由此可见，国家对麻雀的看法，已经从此前的“害虫”变为了如今的“保护动物”。

“打雀运动”是一场发生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战争。

虽然放在如今的社会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行动是非常荒谬的，但若是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你就会发现当时的人们为了农业的发展，进行灭雀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