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年上卷

摘 要：自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后，学术界基本认为是一种新范式。然而，为了凸显“内在理路”说的创新性，余英时把梁启超的“反理学”说评论为外缘因素，把钱穆的“每转益进”说评论为汉宋对峙的叙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三种说法都是基于学术自身发展所提出的看法，是内在分析的不同形态。在内在分析的前提下，梁启超侧重清学的创造性，钱穆侧重理学的延续性，余英时侧重“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互动性。从某种程度言，三者还存在着层层深入的递进关系。

关键词：“内在理路”说 “反理学”说 “每转益进”说 递进关系

清学论述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图景。从清末以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侯外庐、杨向奎、张舜徽等学者都曾着力研究清学并产生深刻的认识。学界的重要著作有李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清学史著述之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武少民：《百年清学九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代表性论文有王俊义：《二十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回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3期；陈居渊：《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华裔学者余英时所提出的“内在理路”说。自从提出后，“内在理路”说产生了重大学术反响。学者基本认为“内在理路”说提供了清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为今后的清代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在余英时看来，梁启超的“理学反动”说是强调外缘因素的“反满”说的一种延伸，而钱穆的“每转益进”说则强调了汉宋对峙。针对此问题，他提出了“内在理路”说。此后的相关研究者基本依照余英时的论断，一方面强调“反理学”说和“每转益进”说的不足，另一方面肯定“内在理路”说的范式意义。然而，重读梁启超和钱穆的清学史论述，笔者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余英时曲解和误读之处随处可见。因此，对于影响重大的“内在理路”说应重新审视并且深入考察。

一 “内在理路”说的旨趣及学术反响

中国思想史是余英时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而清代思想史又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中，“内在理路”说是余英时的重要概念工具，并且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内在理路”说贯穿于《论戴震与章学诚》之中，理论表述主要集中于《从宋明儒学的发展看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之中。余英时在出版的各种文集中，连续不断地收入这两篇文章。在其他综合性文集中，这两篇文章也经常被选入，可见余英时本人和学术界对于“内在理路”说的重视。

所谓“内在理路”说就是指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都有一套自身的问题需要不断地被解决。也就是说，思想史并不完全依赖于外在因素的刺激，也可以具有内在的发展。当然，“内在理路”说的提出是针对从外缘因素解释清代思想史的研究而言的。在余英时看来，章太炎的“反满”说是从政治压迫的视角来解释清代思想史的，而侯外庐的“市民阶级”说是从经济的视角解释清代思想史的。另外，梁启超的“反理学”说是和反满密切相关的一种学说，是从外缘的因素来研究清代思想史的。而余英时的老师钱穆虽然认为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的延续，但是余英时也并不表示满意，因为钱穆把宋明儒学的“义理之学”和乾嘉时代的“考据之学”相对照。

在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检讨之上，余英时借鉴西方的“智识主义”和“反智识主义”概念来分析南宋以来儒学发展中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关系。在此视角之下，宋代儒学同时包罗“尊德性”和“道问学”两个方面，而明代儒学在“尊德性”的领域内开拓到了尽头。而在反智识主义高涨的学术氛围下，“取证于经典”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促进了智识主义的崛起，从而实现儒学从“尊德性”阶段向“道问学”阶段的转变。从近世儒学嬗变的角度看，清学是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两派争执不下的前提下儒学发展的必然归宿。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余英时认为清学并不是宋明儒学的反动，而是近世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内在理路”并非是简单的概念工具，而是余英时历史观念和人生理想的凝聚。有学者指出：“内在理路”说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就是研究的方法、历史的观念、人生的理想。作为研究的方法，“内在理路”说是解释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儒学转型的概念工具；作为历史的观念，“内在理路”说隐含了对于历史决定论的否定。作为人生的理想，“内在理路”说反映了余英时追求思想独立，坚信理想能够超越现实并引领现实。这一认识对于理解余英时“内在理路”说提供了深刻的评论。

从其学术经历来看，余英时一直强调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来进行研究。1962年，余英时在其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的导论中，就谈到对于思想史的理解和认识，即观念也拥有超越社会环境的历史。余英时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是基于对因果观念的困惑。正如他所言，“我们这一代思想史家特别面对的另一个长期的困惑是因果观念的问题。受历史唯物论，最近更直接的则是受知识社会学的冲击，人们今天普遍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出发思考观念。将观念隔绝在不受时间影响的真空里的传统习惯已经衰退。在许多方面，这种变化须被认为是人类认识技能的改善，但尽管如此，它也带来了困扰思想史家的新难题。”从中可以明确地看出，余英时已经对从社会、经济、政治等外缘因素分析思想的方法表示不满。虽然余英时对思想史研究的外缘分析表示不满，但是此时他并没有实际的学术行动去进行深入思考和学术论证。而若干年后，清学史恰恰提供了他进行内在因素分析的空间。也可以说，“内在理路”说是余英时反思外缘因素分析思想模式的总爆发。但是，以“内在理路”说分析儒学史的问题在于“尊德性”和“道问学”在相当时间之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如“尊德性不容不道问学，道问学乃所以尊德性”。

自从“内在理路”说的系列文章发表之后，海内外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总体而言，学术界的反响以赞扬为主，并视之为清学史研究的新范式。1994年，台湾学者丘为君发表《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他在文中认为，“内在理路”说超越了典范对立的难题，创造了清代思想史研究的新典范。具体而言，“余氏的系统至少展现了两种特色：第一是在与传统对话时，经由对传统内涵的理解所造成的对儒学义理机构阐释的新突破；第二，是作者在理论建构时所呈现的方法论的高度自觉。”同年大陆学者指出，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为解决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知识问题，及儒家思想内部道德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树立了好的范式。因为建立客观认知的精神问题是现代儒学的重要课题，余英时建立客观认知精神和儒学的现代命运之间的联系，为中国文化的未来方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此后，大陆学术界不断撰文论述和阐发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指出“内在理路”说是余英时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学术方法。它强调中国学术思想演进的内在因素，注意发掘中国思想史中的知识传统，为以后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与此同时，“内在理路”说也受到了质疑，但是质疑之声已消弭于赞扬洪流中。在对“内在理路”说提出的商榷和批评意见中，台湾学者林聪舜和大陆学者张汝伦的看法值得注意。林聪舜通过对明清之际儒学思想的研究提出对“内在理路”说的不同见解，认为“清代经学考证是理学内部的争论逼出来的论断，并不能得到有力的佐证”。譬如，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主张是出于实用目的提出来的，并非是解决理学的内部矛盾。在商榷的基础上，林聪舜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清代经学考证学风的形成与经世致用的学风密切相关。从“经世致用”转为“通经致用”再转为客观的经史考证，最后埋葬了原来的经世致用的发展过程才是清初学术演变的内在线索。如果说林聪舜的商榷是从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嬗变的角度提出的，那么张汝伦的商榷视角主要基于哲学的概念。在《以今度古的诠释：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研究献疑》中，张汝伦揭示了以西方的“智识主义”和“反智识主义”的思想概念解析儒学内部“尊德性”与“道问学”并不恰当，并且这一对思想概念在近三十年的西方学术界不断被批判和纠正。在具体的分析中，余英时以重视读书与否作为判别“智识主义”和“反智识主义”是一种狭隘的标准，因为经史书本知识为知识，天文、地理、钱粮、水火等实践知识也是知识。某种程度言，以“智识主义”和“反智识主义”解释“尊德性”和“道问学”是一种以西释中的过度诠释。

毫无疑问，“内在理路”说的学术反响主要集中于学说的内涵和意义，而对学说提出的合法性基础即前人研究成果一笔带过，并且基本沿袭余英时关于梁启超和钱穆的评论，从而把梁启超的“反理学”说视为用外缘因素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史；把钱穆的“每转益进”说视为汉宋对峙。而问题恰恰出于这里。如此则刻意强调了余英时“内在理路”说的突破性意义，而忽视该说与前人研究成果联系的深刻考察。必须明确的是，无论是梁启超的“反理学”说还是钱穆的“每转益进”说都是从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来认识清代思想史的。在内在理路的前提下，梁启超、钱穆、余英时的清学认识有所差异。笔者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梁启超和钱穆的清学论述与余英时“内在理路”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认识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

二 关于“反理学”说与“内在理路”说

余英时“内在理路”说的新解释是建立在对“反理学”说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在余英时看来，“反理学”说是政治解释的派生物，是一种外缘分析。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反理学”说和“内在理路”说的学术关联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梁启超的“反理学”说首先萌芽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近世之学术》中，其后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得到充分阐发。因为清代学术的认识关涉宋明儒学的发展，所以有必要分析梁启超对于宋代以来学术思潮的整体观察。梁启超指出：

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地成一片段。所以到明代中叶，姚江（王明阳）学派，奄袭全国……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上文所引诸家批评，不免都有些过火之处。但末流积弊，既已如此，举国人心对于他既已由厌倦而变成憎恶，那么这种学术，如何能久存？反动之起，当然是新时代一种迫切的要求了。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得知，第一，宋明儒学的主体是道学。第二，宋代不专以谈玄为主，但是总体倾向于明心见性。第三，阳明学在明心见性方面得到彻底发展。第四，王学末流的流弊引起学者的反动。结合余英时的相关论述可知，其实以上的四点认识中，前三项余英时也基本持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从近世儒学的发展来看，宋代儒学规模较广，可以同时包括“尊德性”和“道问学”；而明代儒学则所入较深，把“尊德性”开拓到了尽头。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其实就是第四点的王学问题。

如果承认余英时与梁启超认识差异的关键在于王学问题，那么接下来就应当首先分析“反理学”说与王学问题的关联。“反理学”说的提出与梁启超关于学术分期的看法密切相关。梁启超根据佛教学说的生、住、异、灭把学术思潮的演进轨迹划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而启蒙期就是对于旧思潮的反动期，因为旧思潮经过全盛期之后“极熟而致烂”，所以不得不反动。“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在学术演变轨迹的宏观认识之上，梁启超得出结论：清代学术思潮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根据“有流弊斯有反动”的认识，清代学术思潮是针对晚明王学的流弊而产生。从字面来看，梁启超所使用的“反”不是势不两立的二元思维。阅读史料，可以发现梁启超根据不同状况使用“反对”或“反动”，有时候用“修正”或“矫正”。梁启超所谓的“理学”不是整个宋明理学，而是明中后期的王学末流。正如梁启超所说“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于零度”。也就是说，梁启超的“反理学”说重点在于矫正王学末流。

另外，把“反理学”作为梁启超清学论述标签的行为也有必要重新审视。因为“反理学”只是梁启超的理论概括，并非具体分析时的看法。在具体的分析时，梁启超并没有夸大“反理学”的意义和典范。首先，“反理学”并非必然走向乾嘉的经史考证之路。以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为代表的经学考证只是矫正王学末流诸多方向中的一个。此外，还有数种方向也对王学末流大有裨益。譬如注重日常行事的颜元、李塨一派；史学经世的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专治天文历算的王锡阐、梅文鼎一派。其次，“反理学”并非清代学术转变的唯一因素。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就说明王学反动只是学风转变的一种因素。另外，如时势的因素，诸先生地位的因素。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分析原因有四种。一是厌倦空疏学风，返于沈实；二是社会安定，人安心于学；三是异族入主，耻于立于朝廷，专心治学；四是未定一尊，学风自由。再次，“反理学”并非意味着切断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的关联。在清初，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新学仍有不少学者，如孙奇逢、李顒、刁包、张履祥、张尔岐、陆陇其、陆世仪、汤斌、李光地、魏象枢、魏裔介等。并且，梁启超指出“时清学壁垒未立，诸大师著述谈说，往往出入汉宋”。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专门论述了“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也就是说，梁启超虽然主张理学反动说，但是并未主张宋明学术与清代学术的彻底断裂，而是强调宋明与清代的学术主潮的不同。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知，“反理学”说是梁启超清学论述的理论概括；但在具体分析时则注重学术转型的多元分析。

梁启超“反理学”说的旨趣和内涵已经明确。在此前提下，重新审视余英时对于梁启超“反理学”说的三点商榷：第一，“反理学”说过于强调清学的反面意义，而忽略清学的正面意义；第二，“反理学”说与事实不符合，清学鼎盛期的考据家并不反对理学；第三，考证方法和“反理学”说并无必然关系。余英时所指出的问题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是值得推敲。

根据梁启超的认识——“反理学”是矫正王学末流和“反理学”仅是理论性概括，余英时的商榷有可以再讨论的余地。第一，“反理学”从字面上看似乎只是强调清学的反面意义，但是是否就忽略清学的正面意义。标榜“经学即理学”的顾炎武正是清代经学的建设者，并且清代学术的中坚正是经学。梁启超对顾炎武的评价甚高，称之为“清学开山之祖”。这种论断正是从正面意义来判断的。所以，“反理学”说所包涵的正面意义就是建设经学。第二，“反理学”说是明末清初学者矫正王学末流弊端的学术实践，所以“反理学”说并不意味着处处与理学针锋相对。那么，清代鼎盛时期考据家并不反对理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三，“反理学”说意在矫正王学末流的弊端，并且矫正的方向是多种的。经学考证只是众多路向中的一种而已。至于乾嘉时期的经学考据是在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中形成。

余英时对梁启超“反理学”说提出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反理学”说和反满密切关联，认为这是用外缘因素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可以说，余英时的这一论断并非理性思考的结果，似乎故意强调“反理学”外缘性来强化“内在理路”说的创新性。有学者已经指出，余英时为了显示自己是从“内在理路”解释清代思想史，硬说“反理学”说是政治解释的派生物。然而，“反理学”说恰恰就是从思想演进的内在理路来解释清代思想史的。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然而，作者的研究重点并不在此，因此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是颇为遗憾的。欲解决此问题，应注意“反理学”说和反满的关系。余英时说：“像梁启超先生便认为清初一般读书人痛定思痛，深恨清谈心性误国，因此都反理学，终于走上了经史实学的路子”。梁启超确实有过类似的表述，但是这和反满说有一定关系而非决定因素。换句话讲，明朝灭亡是晚明王学反动趋势的促进因素，而不是导致王学反动的因素。因为王学的反动已经在明末开始了，然而当时明朝并没有灭亡。梁启超之所以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来代替“清代学术概论”，就是因为清学的先河已经在晚明开始。除此之外，梁启超特别分析了清初学风转变的四种原因，异族入主中原只是其中一个。而余英时则以偏概全，紧紧抓住这一点批驳梁启超“反理学”的外缘性，对于其他三项原因存而不论。所以，反满只是“反理学”的促进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反理学”说的重点在于矫正王学末流。既然是针对阳明学末流的弊端而提出的看法，当然是着眼于学术思想的演进。某种程度上，“反理学”说也是内在理路的一种阐释形态。

综上所述，余英时对梁启超“反理学”说的批驳是值得讨论的。尤其是把“反理学”和“反满”绑架在一起，而刻意地强调“反理学”是一种政治解释的派生物。实际上，梁启超“反理学”说正是一种基于学术思想内在演变的观察和分析，因为“反理学”的核心在于矫正王阳明心学末流的积弊。此外，余英时引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的看法来印证和支持自己的“内在理路”说。陈垣指出，明末云南和贵州的佛教也发生了变化，即“问学与德性并重”。其实，梁启超早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表达过这种想法，认为佛教徒也发生了类似于儒学方面的反动从而研究学理，譬如憨山注释《楞严》《楞伽》；蕅益注释《楞严》《起信》《唯识》等，“一返禅宗束书不观之习”。可知，余英时对梁启超的清学论述理解是片面的，以此来凸显“内在理路”说的价值。

三 关于“每转益进”说与“内在理路”说

作为余英时的老师，钱穆同样是清学论著颇丰的学者，其中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最为著名，此外还有论文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对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钱穆的清代学术史研究主要以宋学精神为旨趣，在评价清代学术时以经世明道的宋学精神为标准。但是，在余英时看来，钱穆的清学论述是一种汉宋对峙叙事。阅读钱穆的论述可以得知，余英时的批评并不切合事实。

1937年5月，钱穆的《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撰述动机无非是与梁启超同名著作意见相左。值得注意的是，钱穆的清学论述受梁启超的影响不可低估。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梁启超与钱穆在清学史认识上的差异，甚至认为两书代表了清学史研究的不同路径。实际上，两人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并不能代表不同范式，或许正如王汎森所指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受梁启超的影响最大。虽然梁启超主张“反理学”说，而钱穆主张“每转益进”说，但是梁启超和钱穆的相似之处也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清代学术是由晚明学术的发展路向而来，最终走上了考据训诂的道路。在此前提下，梁启超更加强调的是理学的衰落和经学考证的成就；而钱穆更加全面地认为理学并没有衰落，为了更好地理解考据训诂应当明白理学的状况。甚至，余英时也认为钱穆的看法是对梁启超的修正。也就是说梁启超和钱穆的观点差别并不是范式的差别。

钱穆的“每转益进”说发端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引论，理论表述于《<清儒学案>序》中。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开篇就提出治清代学术“必始于宋”的论断，主张从两宋学术流变看清代学术，因为“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他指出，清代汉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晚明的遗老；乾嘉时期汉学家水平的高低受到宋学的影响；晚清时候汉宋兼采说盛行。所以，钱穆的得出结论，认为“不知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也就是说，宋学基本贯穿于清学始终。既然从清初到清末宋学一直延续，那么钱穆当然主张不能忽视宋学来研究清学。

但是钱穆仅在引言中论说宋学显然是不足以评论汉宋之是非。这种认识在1942年《<清儒学案>序》中进一步深化。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同，《清儒学案》仅收录延续宋明理学而讲究心性义理的学者，概不收录经籍考据学者。在《<清儒学案>序》中，钱穆指出“清代经学，亦依然沿续宋、元以来，而不过切磋琢磨之益精益纯而已。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钱穆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学术演进的基本态势即“每转而益进，穷途而必变”。在钱穆看来，两汉经学是包孕先秦子学的再生，宋明理学是包孕汉唐经学而再生，清代经学是包孕宋明理学而再生。当学术穷途之时，梁启超指出了“反动——建设”方式，钱穆指出了“包孕——再生”方式。其实，两者的思考路径相差无几，只是侧重各有不同。与梁启超更关注“变”的一面不同，钱穆能够在关注“变”的同时兼顾“不变”的一面。以此来看，钱穆并不与梁启超针锋相对，而是对梁启超研究的深化。

余英时在清代思想史新解释的文章中，仅引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次。即“言汉学渊源者必诉诸晚明诸遗老”等来说明宋明理学传统在清代的延续。这也是余英时赞成钱穆的地方，但是他对钱穆的理解表示不满，认为仍然没有摆脱汉宋对峙的框架，从而把讨论义理之学的宋明儒学与讨论考据之学的清代儒学相对照。另外，他还指出汉宋之辨是清儒宗派意识的产物，并不能反映宋明以来儒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实际上，余英时对钱穆的批驳并非事实，而且还继承了钱穆的认识。余英时批驳钱穆的清学论述是一种汉宋对峙的叙事，但是钱穆的认识并非是一种汉宋对峙的论述。从历时的角度看，钱穆认为宋元明清的儒学思想就是理学。也就是说，宋学和清学一以贯之的儒学思想是理学，即宋学和清学并不是对峙的。清学的精神是承袭宋明儒学思想的治学传统的。不仅如此，钱穆还特别批评了现代学人把清代学术视为“蔑弃宋、明而重返汉、唐”的说法。可以看出，钱穆从正反两方面批判了汉宋对峙的说法。从共时的角度看，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引论中明确地指出，清初学者对宋学有极深的造诣；清中期才有汉学的名称，汉学家水平受宋学影响很深；晚清时期汉宋兼采。也就说，钱穆虽然是用汉学和宋学的名称，但是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钱穆并没有把汉宋对峙起来，而是考察了汉学与宋学之间的复杂学术关联。从以上两个角度可以看出，余英时批驳钱穆的清学论述是汉宋对峙的叙事并不能成立。不仅如此，余英时的清学论述反而继承了钱穆不少内容。对于余英时与钱穆关于清代学术思想研究方面的连续性，学者有一定的讨论。譬如，在学术趋向方面，余英时认为从“尊德性”到“道问学”转变的认识，与钱穆指出从“性理之学”到“经史之学”的认识基本相同；在研究路径方面，余英时和钱穆都注重从中国学术思想长时段的流变审视清代学术的源流和要旨。

钱穆和余英时的师生关系为审视两人的清学论述提供了双重视角，其一是余英时对于钱穆的态度，其二是钱穆对于余英时清学研究的看法。虽然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因为重新解释清代思想史而名声大噪，但是他从内在演变探寻学术思想轨迹的想法较早，主要集中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和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中。1960年，钱穆阅读《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初稿后致函余英时，对余英时过分强调士的自觉表示不满，指出：“弟原论文正因太注重自觉二字，一切有关政治、社会、经济等种种外面变动，弟意总若有意撇开，而极想专从心理变动方面立论，但内外交相映，心理变动有许多确受外面刺激而生，弟文立论，时觉有过激之处”。从中可以得知，首先，余英时有意撇开外在因素。余英时在《东汉生死观》导论中对思想史方法论的省思可以证明钱穆所论“有意撇开”是正确的。其次，余英时过激地强调内在因素。从余英时对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释即“内在理路”说可以证明其仍然在深化此前的认识。钱穆对余英时的批评可谓正中余英时软肋，然而余英时对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释可谓更加深化了思想的自觉性。

另外，余英时重新解释思想史所依赖的线索也并不能得到钱穆的同意。余英时重新整理清学史的起点正是基于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朱陆》篇和《浙东学术》篇。《浙东学术》篇主要内容是讨论清代学术中浙东和浙西的学术差别，从而强调“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朱陆》篇的主要内容是探究宋以来区别朱学和陆学的差别，说明“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志同异，亦千古不可无用之同异也”。余英时以此为线索并借助西方的“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一对概念来重新解释清代思想史。早在1947年，钱穆在《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就指出章学诚相关说法的不可靠性，并认为：“据章实斋自己说，当时经学考据乃承袭亭林一派上接程、朱，而他的史学则是承袭梨洲一派上接陆、王。此种意见，在近代学术思想史有稍深刻研究者，未必都能同意”。章学诚的这种说法正是集中在《程朱》和《浙东学术》篇。也就是说，钱穆对于《程朱》和《浙东学术》论述并不认可。根据日本学者山口久和的研究，章学诚违背史实所虚构的系谱是“为印证学术上的某种主张而阐发的一种思想宣言”。此种解读颇具见识。1966年，余英时把正在酝酿中的清代中期思想史新解释的想法致函钱穆。钱穆在答书中也指出，章学诚“清代浙东、浙西分派远自朱陆则牵强不稽之说”，并建议余英时阅读邵念鲁的《思复堂集》来考察章学诚的学术渊源。可见，钱穆对于余英时的清学思想史新解释未必认同。

总而言之，余英时对于钱穆清学论述的批驳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钱穆认为应当从宋学和清学的复杂关系中理解清代学术，一方面指出宋明理学与清代学术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揭示清代学术演进中宋学在不同时段与学术思潮的交互联系。可以说，这并非是一种汉宋对峙的历史叙事。

结语

余英时以“内在理路”说为清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看法。学术界反响强烈，并基本视之为新范式。但是，余英时把梁启超的“反理学”说评论为外缘因素，把钱穆的“每转益进”说评论为汉宋对峙的叙述，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梁启超“反理学”说的核心在于矫正理学末流的流弊；钱穆的“每转益进”说的关键在于说明宋学与清学之间的复杂互动。因此，梁启超的“反理学”说绝非是强调外缘因素，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也不是汉宋对峙的叙述。在笔者看来，梁启超的“反理学”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都是从学术思想自身发展角度所提出的看法，是内在分析的三种不同形态。在内在分析的前提下，梁启超侧重清学的创造性，钱穆侧重理学的延续性，余英时侧重“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互动性。某种程度言，三者存在着层层深入的递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