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祖英：法律面前，小保姆偷盗不能姑息

1996 年，我亲手把 18 岁的小保姆送进了监狱，一判就是 12 年，这个保姆还是我的湘西老乡。当时舆论一片哗然，有人说我做得对，偷东西就得受罚；也有人嘀咕，10 万块教训一下得了，判 12 年太狠了。但我觉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偷钱这种原则性的错误，不能姑息。 我出生在 1966 年，湖南湘西一个普通的苗族家庭，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农民，日子过得捉襟见肘。12 岁那年，父亲得了重病，很快就离世了，家里没了顶梁柱，母亲独自拉扯我们三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还有妹妹宋佳玲和弟弟。本以为日子慢慢会好起来，没想到 8 岁的弟弟又得了百日咳，治不好耳朵聋了，家庭状况更是雪上加霜。我那时小小年纪就帮着妈妈干活，挑水劈柴，照顾弟弟妹妹，生活的艰辛让我比同龄人更懂事。 虽然家庭贫困，但母亲坚信读书能改命，她东拼西凑，咬着牙把我们三个孩子都送进了学校，连聋了的弟弟也没落下。我上学时，每天要走十几里山路，背着干粮，晚上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写作业。那时很多人说女娃读书没用，不如早点出去干活，可我知道，只有读书才是改变命运的出路。凭借着勤奋努力，我考上了县里的中学。 1985 年，19 岁的我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的音乐舞蹈系。跟着老师罗秀英、周本庆和金铁霖学唱歌，每天练嗓子练到喉咙沙哑，就为了能在音乐这条路上走得更远。1990 年，央视春晚导演黄一鹤到学校挑人，一眼看中了我。我唱了首《小背篓》，春晚一播，全国观众都记住了我这个湖南妹子。从那以后，《辣妹子》《好日子》《兵哥哥》这些歌一首接一首地火，我还把《茉莉花》唱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得到了欧洲观众的认可，国内报纸也夸我是 “中国人的骄傲”。 1992 年，我和罗浩结了婚，他是个可靠的人，婚后全力支持我的事业，我们全家搬到了北京。因为演出繁忙，全国各地跑，家里的事儿我实在顾不过来。1996 年，通过老家亲戚介绍，找了个 18 岁的姑娘当保姆，叫江海平。她是湘西人，跟我一个地方来的，长得眉清目秀，个子不高，说话轻声细语，看着很老实。刚到北京时，她啥也不会，电饭锅、洗衣机都不敢碰，怕弄坏了，我手把手教她煮饭、洗衣服，渐渐地，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我对这个小保姆非常信任和关心，常常给她带各种礼物，想让她感受到家的温暖。有一件事却让我对她的信任彻底崩塌。1996 年的一天，我结束了在欧洲的巡回演出，满心欢喜地回到家中，却发现为购置房产准备的十万元现金不翼而飞。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搜寻了家中的每个角落，却一无所获。有人说会不会是自己放错地方了，但我清楚记得放钱的位置。在走投无路之际，我想到了小保姆。 万般无奈之下，我报了警。警方介入后，事情真相大白。审问时，江海平哭着交代，她在菜市场认识了李强，俩人聊了几次就熟了。李强知道她给我当保姆，有回问她我家有钱不，江海平随口说了 10 万现金的事儿，李强便说让她把钱拿出来一起做生意，保证会还，以后就不用给人打工了。江海平 18 岁，没见过啥世面，被他一忽悠就信了。她趁我不在家，偷偷拿了钱交给李强，还等着他还钱。可李强拿到钱就变了脸，俩人拿着钱去商场买衣服、吃大餐，花了好几千，钱越花越少。 我听说这事儿后，心里五味杂陈。罗浩劝我，偷钱是大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也知道，不能因为她是小保姆，又是老乡就网开一面。我报了警，警察把江海平和李强带走。法庭上，江海平低着头，哭得喘不上气，说自己鬼迷心窍，对不起我。李强倒是嘴硬，说钱是江海平给他的，他没偷。但证据确凿，俩人都跑不掉。法院判了江海平 12 年，李强 15 年，10 万块钱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早被他们花光了。我没去法庭，让律师代我出庭。我后来跟朋友说：“我心里堵得慌，她才 18 岁，我本想好好教她，可她咋能这样？” 案子上了报纸，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我太狠心，毕竟是老乡，应该给她个机会。但我觉得，纵容就是害了她。 2008 年，江海平刑满释放。那天，我特意从北京赶到湖南，在监狱门口等着她。江海平出来时瘦了一大圈，头发乱糟糟的，低着头不敢看我。我走过去，拉住她的手，说：“过去的事儿过去了，你还年轻，别再走歪路。” 我塞给她一个信封，里面装了 5 万块钱，说是让她重新开始的，还留了个电话，说有啥难处就找我。江海平抱着我哭了半天，说：“宋姐，我对不起你，这辈子都还不清。” 江海平后来回了老家，用那 5 万块开了个小杂货铺，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也安稳。她常跟人说：“宋姐对我好，我没脸再见她。” 经历了这件事，我之后再雇保姆，都挑知根知底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