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称4月12日与伊朗进行直接会谈天天晨读 特朗普政府近期对伊朗的“直接谈判”宣称与“轰炸”威胁交替出现，本质上是其“极限施压”战略的延续，旨在通过制造认知混乱和战略威慑，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和地区影响力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这种看似矛盾的外交操作，背后隐藏着美国对中东霸权的焦虑、国内政治的算计，以及对伊朗核能力的深层恐惧。
特朗普政府刻意模糊“直接谈判”与“间接对话”的界限，实质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一方面，美国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外交努力”，以缓解盟友对局势失控的担忧——毕竟中东若爆发全面战争，全球能源市场和安全秩序将遭受重创。另一方面，通过渲染“军事选项”的紧迫性，美国试图在谈判桌上占据心理优势。例如，特朗普在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后突然宣布“直接谈判”，既安抚了以色列对伊朗核进展的焦虑，又向伊朗传递了“美以同盟牢不可破”的信号。
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并非首次使用。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后，美国曾通过“石油零豁免”制裁迫使伊朗石油出口暴跌80%，但未能达到政权更迭的目标。如今，美国试图在制裁效果递减的背景下，通过“战争边缘政策”重新激活威慑机制。正如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所言，美国的威胁本质是“命令式谈判”，试图将伊朗逼入“要么投降、要么灭亡”的绝境。
特朗普的威胁言论与其国内政治处境紧密相关。2024年大选期间，他曾以“终结对华贸易逆差”“重建美军实力”为竞选口号，但执政后推行的关税政策反而导致美国国内物价飙升、民众抗议不断。此时，对外强硬成为转移国内矛盾的“解药”——通过塑造“伊朗威胁”，特朗普既能巩固保守派选民支持，又能为其“美国优先”政策寻找合理性。
更关键的是，美国国会两党对伊朗的强硬立场形成共识。2024年12月，美国国会以99票赞成通过延长《对伊朗制裁法案》，将制裁有效期延长至2036年。这种立法层面的敌意，迫使特朗普政府必须维持对伊高压姿态，否则将面临“软弱”的政治指控。而特朗普本人也需要通过“极限施压”向选民证明，他仍在兑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
以色列是美国对伊政策的核心推手。内塔尼亚胡政府长期将伊朗视为“生存威胁”，甚至在2025年初举行代号“耶路撒冷旅行者”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模拟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会晤后立即释放“直接谈判”信号，实际上是在为以色列的军事冒险“踩刹车”——若美国公开支持以色列单方面行动，将彻底失去外交斡旋空间，甚至可能引发伊朗对美国本土的报复。
然而，美国的中东盟友对“战争选项”态度分化。沙特、阿联酋等国虽对伊朗地区扩张不满，但更担忧战争导致石油供应链中断和难民危机。阿曼等中立国则试图通过秘密渠道缓和局势，例如在2020年苏莱曼尼遇刺事件后，阿曼曾协助美伊沟通避免冲突升级。这种复杂的盟友博弈，迫使美国在威胁与谈判之间寻找微妙平衡。
伊核问题仍是双方矛盾的核心。美国要求伊朗“完全拆除核设施”，而伊朗坚称其核计划仅用于和平目的，并已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60%。这种认知鸿沟难以弥合：美国认为伊朗在“拥核门槛”边缘试探，而伊朗将核技术视为对抗制裁的“护身符”。特朗普的“轰炸”威胁，本质是对伊朗核进展的恐慌性反应——若伊朗突破90%丰度，美国将失去“军事打击”的窗口期。
更危险的是，美国可能低估伊朗的反制能力。伊朗已将大批弹道导弹部署在地下掩体，并警告将打击美军在迭戈加西亚的军事基地。若美国误判伊朗的抵抗决心，可能导致“威慑失效”，进而引发地区代理人战争甚至直接冲突。这种风险在俄乌冲突持续、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尤为突出——美国若陷入中东泥潭，将严重削弱其全球战略部署能力。
美国的威胁政策还需考量中俄的反应。中国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批评美国的“极限施压”，并强调“对话协商是唯一出路”。俄罗斯则与伊朗在核问题上保持密切合作，例如2025年3月中俄伊北京会晤重申支持伊核协议。这种“反美统一战线”的形成，迫使美国在采取行动时必须考虑“多线作战”的风险。
此外，国际社会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反感日益加深。联合国大会曾以120票赞成通过决议，谴责美国对伊朗的非法制裁。若美国悍然对伊动武，将面临更广泛的国际孤立，甚至可能触发“去美元化”浪潮——伊朗已在石油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而沙特等国也在探索非美元支付体系。这种“金融反制”的潜力，可能成为美国战略决策的重要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