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周恩来曾经的妻子，我想跟他见一面，麻烦您帮我通报一下！”1953年，一位名叫

我是周恩来曾经的妻子，我想跟他见一面，麻烦您帮我通报一下！”1953年，一位名叫范桂霞的妇女来到中南海，对着站岗的战士这样请求。 1927年，周恩来因南昌起义后的战斗受伤。 他的病情严重到让同行的同志们焦虑不安，但在广东的同志们迅速找到了一位能为周恩来提供专业护理的范桂霞。 范桂霞成长在一个医生家庭。 她的父亲经常前往贫困地区为病患义诊。 范父对病人的关爱，深深影响了她。 每当看到父亲忙碌于为他人治病，她常常思考，何时才能让这些病痛与贫困逐渐消失。 她在中山大学附属师范学校学习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然而，生活的压力让她的家庭日渐困顿，毕业后，她不得不从事纺织工人的工作，同时利用闲暇时间自学进修。 她不仅加入了广东妇女解放协会，还在192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积极参与了包括声援“五卅”运动和参加战士救护班等活动。 在一次清党大屠杀中，范桂霞的家被军警包围，父亲在此过程中惨遭杀害，二妹被捕。 她忍痛逃亡，最终辗转逃到香港。 在香港，范桂霞通过认识龙锦雯，得以在广东省委的秘书处工作。 她不仅勤奋踏实，还经常与中共领导人接触，工作成绩优异。 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和其他革命领导人决定北上。 此时，周恩来因重病卧床，随行的同志们决定让范桂霞承担起照料周恩来的重任。 范桂霞精心照料周恩来。 从喂药到量体温，从炖粥到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尽心尽力。 她每隔一个小时就记录一次体温，按时给周恩来喂药。 由于周恩来几乎没有食欲，范桂霞把小米煮成稀粥，一勺一勺地喂给他。 几天的精心照料后，周恩来终于从昏迷中醒来。 周恩来因身体虚弱而难以外出，范桂霞每天都会带回最新的报纸和文件。 周恩来在病情好转后，开始与其他革命领导人商讨未来的计划。 但范桂霞依然每天保持对周恩来的悉心照料。 一周后，他已经能够下床活动。范桂霞则继续承担着日常护理工作。 在广州妇女解放协会工作的范桂霞，早已认识了邓颖超。 那时，她还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 周恩来非常欣赏她，工作之余，他们有时会聊聊天。 周恩来鼓励她要坚持下去，革命的胜利需要牺牲与坚强。 周恩来恢复健康后，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联络失散的同志，还要与广州省委的同志讨论广州起义的策划。 为了让范桂霞能够成功扮演“阔少奶奶”的角色，周恩来亲自担任她的“老师”，教她抽烟、跳舞、喝酒和打麻将。 周恩来严肃地提醒她，这些并不是为了享乐，而是应对特殊情况下的斗争手段。 在这一过程中，范桂霞的男朋友潘耀芳也在其中。 潘耀芳是黄埔军校的学员，曾参与过广州的平定商团叛乱和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 “四一五政变”后，范桂霞与潘耀芳失去了联系。 事实上，潘耀芳北上后，改名潘公明，利用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与朱德建立了联系。 范桂霞与潘耀芳的感情并未因此破裂。 1928年元月，潘耀芳回到广州，之后到香港寻找广东省委的组织，并与范桂霞重逢。 在组织批准后，两人于2月结为夫妻。 婚后，潘耀芳继续组织农军，范桂霞也投身于妇女与工人运动。 周恩来因健康恢复需要前往上海参加会议，临行时，他握住范桂霞的手，叮嘱她继续坚持斗争。 回到上海后，周恩来向邓颖超讲述了在香港养病期间的经历，表示日后有机会一定要感谢她。 广州起义失败后，范桂霞与丈夫回到家乡云浮县，担任教师。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范桂霞依然怀念周恩来和邓颖超。 1953年，她因儿子儿媳在北京的原因前往北京，她来到中南海门前，恳求见周恩来。 周总理得知后，立即安排邓颖超邀请范桂霞前来做客。 尽管已经26年未见，但他们的会面却没有丝毫陌生感。 1976年，周恩来逝世，范桂霞悲痛欲绝。 她特地向邓颖超寄去了吊唁诗。 1984年，尽管年事已高，范桂霞仍然不顾身体的困顿，再次前往北京，希望能再见到邓颖超。 此时的邓颖超已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她仍然抽出时间在中南海接待了范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