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做美国法律业务有一个感受。特朗普在第一任期虽然狠话说了不少，但除了少数重点目标，大部分中国企业还算能低调拓展业务。 但在拜登时期，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感受到巨大的合规压力。到我们这儿，表现就是有许多从来没做过美国法合规的新客户开始找我们做业务。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复杂：美国联邦政府的执法能力非常有限。如果不能充分调动私营企业，光靠美国联邦政府的那点人手，很多政策都没办法执行到位。 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虽然在过去几十年增加了不少，但规模仍然不大。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全部加起来，从火星到海底，只有三百万人。 以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为例，他们负责管理全美国海关的进出口检查和执法，涵盖大约300个主要边境口岸，总共却只有六万人。 当然了，我不是说美国公务员少。美国广义的公务员的主体是各州的政府工作人员，联邦加各州总共有2200多万人，这可一点也不少。 但对于关税、外交等联邦事权，州政府人再多也帮不上忙。 这就导致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对外政策，真正靠政府执法来实施的，始终是少数。 例如，拜登政府时期通过的涉疆法案，几乎所有中国企业都有感。但美国海关因涉疆法案开展检查的，从2021年到今天，总共只有1.5万件，这其中真正拒绝入境的，只有8000多件。 同一时期，美国每天从中国进口的邮包，注意是每天，都有数百万件。 以美国海关的人手，绝无可能逐一检查进口邮包，连实质性的抽查都做不到。 拜登政府如何保证法案实施呢？他们把合规压力转嫁给美国的私营企业，要求美国的私营企业做好供应链合规检查，政府只在特定情况下事后监管。 绝大部分美国私营企业都老老实实地，把美国政府的要求原模原样地传递给中国供应商。这样，每一个美国的经销商和终端客户都成了美国政府的眼线，他们会一对一盯紧中国供应商的供应链合规。 从这个角度讲，拜登政府动员的政府执法资源绝不仅仅是美国海关的几万名公务员，而是把成百万、上千万最懂行业的私营企业，都变成了政府权力的延伸。 拜登政府时期的新能源政策也是如此。拜登政府通过的《通胀控制法案》（IRA）为美国的新能源汽车提供了每台高达7500美元的税务补贴，但享受补贴是有前提的： 具体规则比较复杂，简单来说，如果要申请补贴，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必须有超过一定比例在美国（或美墨加自贸区）生产，而且生产商的中国背景也不能超过一定比例。 在过去两三年，我们不少客户为了申请补贴，把工厂搬到墨西哥或东南亚，逐渐剥离中国背景。这完全是企业出于经济利益而自发的行为，几乎没有政府的监督。 如果一定要说美国联邦政府有所监督，就是在申请税务补贴的时候，美国能源部和财政部会对申请材料分别进行书面审查。 拜登政府实现的执法效果，远远超出他们付出的执法成本。 同样的事情，拜登政府能做，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不行？ 因为拜登政府非常重视合规政策的可行性。企业配合政府实施合规政策的前提，是企业评估认为，遵守合规政策的收益大于违法的风险。 换言之，政府必须给企业一条出路，企业才能执行下去。 拜登给新能源企业留下了墨西哥和东南亚的窗口，试图逐步削弱中国国内的产能。特朗普无疑认为拜登的举措太慢。他采取的大水漫灌式的大棒政策，看起来很占媒体版面，但其实无形中把大量美国私营企业，也是美国政府执法的主力，推到了对立面。 以美国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禁酒令作比，如果美国政府精准打击苏格兰威士忌，可能确实可以让苏格兰产的威士忌在美国市场消失。 但如果美国政府通过的是全国性、一刀切的禁酒令，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如历史上发生的那样，大范围屡禁不绝的走私和私酿。 本来就是走私酒，当然无所谓产地在哪里。不光政策无法落实，禁酒令还会被由下而上地推翻，哪怕是通过严苛程序制定了宪法修正案也一样。 关税政策也是如此。 如果美国对中国加10%的关税，美国私营企业会把成本转嫁给中国供应商，让美国消费者感受不到物价上涨。 如果美国对中国加50%的关税，美国私营企业会督促中国供应商转移到墨西哥或东南亚，代替美国政府完成中美供应链脱钩。 但如果美国对全世界都施加高额关税，对中国的额外关税加总到100%以上，我反而乐观起来了。 不要说中国企业，美国私营企业自己都会想出办法来规避美国政府的监管。他们的这些办法，一定不是美国政府乐见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美国政府执法的主力是美国私营企业。 当特朗普站到美国私营企业的对立面，指望光靠几万名联邦政府公务员来推进实施，他的政策一定无法真正落实。
追梦人
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