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石家庄郊外刑场，沙飞因患“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被华北军区军法处执行了枪决，而这一张照片还是他在参加八路军时拍摄的。 1950年3月4日，石家庄郊外的刑场上，一个身穿西装、打着领带的男子正面对着死亡。他叫沙飞，曾是晋察冀军区的高级干部，一个用相机记录战争与革命的摄影家。此时的他，却因枪杀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 在行刑前，军法处处长张致祥宣读完判决后问他：＂你听清楚了吗？＂ 沙飞愣了好一会儿，才回答：＂听清楚了。＂ ＂你服罪吗？＂张致祥又问。 沙飞沉默良久，鼓足勇气请求：＂能让我看一下判决书吗？＂ 真正让沙飞泪如雨下的，不是判决书上的内容，而是上面聂荣臻司令员的签字。＂聂总！＂他哽咽着喊了一声。十年前，正是这位聂司令员对他的工作给予了极大支持，如今却不得不在他的死刑判决上签字。 令人唏嘘的是，沙飞曾在1940年拍摄了一张意义非凡的照片——《聂荣臻与日本小女孩》。这张照片展现了战争中的人性光辉，记录了百团大战中解救出的两个日本孤儿被聂荣臻关爱的场景。 沙飞1912年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庭，年轻时酷爱文学，尤其喜欢鲁迅的作品。1936年，看到一本关于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的画报后，他对妻子王辉说：＂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保持随时可以拍摄的状态，他拍下了历史的场面。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1937年10月，沙飞成为第一个以新闻记者身份参加八路军的人，开创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新闻摄影工作。他创办了敌后根据地出版的第一本画报——《晋察冀画报》，留下了《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白求恩在做手术》、《战斗在古长城》等众多珍贵的历史影像。 在被押往刑场前，沙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这个人就是要做硬汉子，认死理，我认准的事，三驾马车也拉不回来。我一辈子没有栽过跟头，总是受夸奖表扬，这次算一步走到黑了，好汉做事好汉当，青杨木扁担，宁折不弯。＂ 1948年5月，长期高强度工作的沙飞病倒了。他被诊断患有肺结核，住进了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身体的病痛折磨着他，然而更可怕的是，沙飞还患有一种隐藏的疾病——间歇性精神病，医学上称为＂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不发病时，他和常人无异，但一旦发作，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沙飞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日渐恶化。他经常发烧、呕血、咳嗽不止，身体越来越虚弱。在这种身体状况下，沙飞的精神也渐渐出现了问题。他开始怀疑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是日本特务，有意要害他。 这种怀疑并非无源之水。沙飞亲身经历过抗战的几年，对日军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加上他深爱的鲁迅先生，曾被谣传死于日本医生之手。这些因素在他病中的大脑里交织，最终酿成了悲剧。 1949年12月15日，津泽胜在为沙飞诊治后转身出门，早有预备的沙飞拔出枪，朝着津泽胜的后背开了一枪。趁着人还在地上蠕动时，沙飞走到津泽胜面前，对准他的头部又开了一枪。 案发后，沙飞被押送到石家庄高级步校保卫部监管审理。在随后的审讯中，沙飞对杀害津泽胜一事供认不讳，并坚称：＂津泽胜是日本特务，他要害我。＂ 然而，真相却是津泽胜是一位善良的医生。他1942年来到中国，先在北京开医院，后来应日本陆军征召到北京陆军医院工作。1945年10月，认识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道德的津泽胜夫妇，以医生身份参加了八路军，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赎罪。 华北军区派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张致祥到石家庄调查此案。经过走访医院工作人员，大家一致认为津泽胜医术高超，对工作负责，未发现有任何政治问题。最终，华北军区军法处于1950年2月24日判处沙飞死刑。 沙飞的死给两个家庭都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他的妻子王辉在那个特殊时期遭受了巨大苦难，而津泽胜的妻子则带着四个孩子回到日本，独自面对生活的艰辛。 直到1979年底，沙飞的女儿王笑利才开始了为父亲平反的漫长之路。这个过程中，她得到了父亲当年战友们的无私帮助。1984年，杨成武还就此事专门问了聂帅，聂帅意味深长地说：＂沙飞杀了日本人是事实，我们杀了他也是事实，他有精神病是事实，事隔30多年也是事实。＂ 这件事还涉及外交问题。津泽胜的女儿田子鹤一开始对平反有些抵触：＂我能理解，但我心里不平衡，旁人只知道他们苦，就不知道我们更苦吗？你们还有共产党管，我们有谁管呢？＂ 在胡耀邦的帮助下，津泽胜夫人的工作终于做通了。1985年6月8日，北京精神病医学小组出具鉴定结果：＂临床诊断沙飞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时正处于疾病期，属于辨认障碍，应判定无责任能力。＂ 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做出了新的判决：＂沙飞枪杀津泽胜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的，其行为不能自控，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给沙飞恢复军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