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的某天，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为了低调办事，身穿便服和警卫来火车站接人，他们刚到达火车站，一个小混混突然冒出来，直接撞到副司令身上，然后倒在地上说自己痛死了，执意要讹200块。副司令笑着说：“你跟我回家拿钱吧，出门着急没带钱。” 1927年，江西吉安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16岁的吴富善积极投身其中，很快成为当地青工学徒联合会的副委员长，带领着一批年轻人为工人权益而奔走呼号。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年轻的吴富善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担当，他不仅领导工人运动，还担任了武装自卫队的队长，为保护工人群众的安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到了1930年，19岁的吴富善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队伍中，他先后担任了红四军第12师特务连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七师19团政治委员等重要职务。 随后的岁月里，吴富善参加了气壮山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壮烈的军事转移中，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富善在八路军129师担任多个重要职务，其中包括第三支队政治委员、771团政治委员等。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他展现出过人的胆识和智谋。 有一次战斗中发生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当时吴富善骑着缴获的日军战马，利用日军军装的伪装，竟然大摇大摆地混入了日军阵地。 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不仅安然无恙地返回，还带回了几匹日军的战马。 解放战争时期，吴富善被派往东北工作，在齐齐哈尔等地担任重要职务。为了摸清敌情，他曾经化装成珠宝商和乞丐，深入虎穴侦察敌情。 1949年，作为第四野战军44军政委的吴富善随大军南下，一路转战到广东，亲自参与了解放广州的战役。这些经历，为他后来在和平年代的工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55年，吴富善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先后担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等重要职务。从一名普通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到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将领，吴富善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担当。 1957年3月的广州，春寒料峭，火车站前人来人往。这一天，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吴富善身着普通的便服，准备去接站上级机关来的领导。 建国后，军队高级将领都严格要求自己，力戒特权，反对铺张浪费。吴富善将军更是以身作则，即便是担任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这样的高职，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这天去火车站接人，吴富善只带了一名警卫员随行。他让司机把车停在停车场后，便快步走向候车室。 就在这时，两个地痞流氓突然迎面撞了上来。这突如其来的撞击差点让将军失去平衡。 这两个地痞流氓立即躺在地上，装出一副伤势严重的样子。他们叫嚷着要吴富善赔偿医药费，狮子大开口要两千元。 警卫员见状立即上前，准备处理这些捣乱分子。但吴富善将军却拦住了警卫员。 他面带微笑地对地痞流氓说：＂你们要的钱有点多，我现在身上没带那么多，要不这样，跟我回家去取钱？＂两个地痞流氓听到这话，顿时来了精神。 吴富善将军先是若无其事地完成了接站任务，然后让警卫员将这两个地痞流氓带上了车。他们的车径直开往了军区大院。 当车子驶入军区大院时，这两个地痞流氓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们这才意识到自己碰上了硬茬。 整个过程中，吴富善将军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他没有因为对方的无理取闹而动怒，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来压人。 与战争年代相比，和平时期的敌人往往更加隐蔽。这些破坏社会秩序的地痞流氓，就是和平年代需要打击的对象。 吴富善将军用这种方式处理碰瓷事件，既体现了军队高级干部的法治思维，也展示了他对社会治安问题的责任担当。这种做法，远比简单地摆平事端要高明得多。 当时的广州，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作为一个大城市的军区副司令员，吴富善将军深知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性。 经过深入调查，这个犯罪团伙在火车站一带作案近百起，他们专门以敲诈勒索为手段，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公安机关随后对整个犯罪团伙进行了全面打击，有力维护了社会治安。 这次事件的处理方式，体现了新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的工作作风和处事原则。即便面对地痞流氓的挑衅，吴富善将军仍然选择用法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依法办事的方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它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任何人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 这种法治思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尤为可贵。它表明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不仅在战争年代建功立业，在和平建设时期同样发挥着表率作用。 从这件事中，我们还能看到军队干部对社会治安工作的高度重视。作为一位军区副司令员，吴富善将军完全可以把这件事交给地方政府处理。 但他选择了亲自参与，并借此打击了一个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团伙。这种责任担当，体现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