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由于合川政府重修县志的缘故，一份还没公布的《革命工人立功喜报》重见天日。但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却让编纂县志的工作人员有些惊讶。 1988年的夏季，合川师范学校校长王爵英正埋头于一项特殊任务——参与编纂《合川县志》。这是一项需要极度严谨态度的工作，每一段历史记载都必须经过仔细核实。 王爵英利用课余时间常去档案馆查阅资料。就在这一天，当他翻阅陈旧的档案时，一张被灰尘覆盖的《革命军人立功喜报》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份喜报看起来已经存放多年，却从未送达收件人手中。 ＂蒋诚，兴隆乡...＂王爵英念着喜报上的名字和地址，眉头微皱。这个名字有些熟悉，但＂兴隆乡＂却不是合川区现有的地名。他突然想起自己曾有一位学生叫蒋启鹏，家住在隆兴乡，而且蒋启鹏曾经提到过他有一个哥哥名叫蒋诚。 ＂会不会是地址写反了？＂王爵英心中升起一丝疑惑。这份喜报标明蒋诚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荣立一等功，这可不是小事。一等功勋章在军队中可是极高的荣誉，获得者无疑是英雄人物。 带着这份疑问，王爵英开始多方走访核实。他翻阅了抗美援朝老兵档案，果然找到了蒋诚的记录。令人惊讶的是，档案显示蒋诚不仅参加了抗美援朝，还在上甘岭战役中表现英勇，真的荣获了一等功。 经过一番周折，王爵英终于确认了蒋诚的确住在隆兴乡，而非喜报上写的＂兴隆乡＂。就是这个小小的笔误，导致这份重要的喜报被搁置了整整36年之久。 1988年夏天，当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带着这份尘封多年的喜报来到隆兴乡蒋诚家时，蒋诚正如往常一样，在早上6点准时开始向全村广播：＂最近的天气以阴雨天为主，养蚕户要注意天气变化...＂这个嘹亮的声音已经在隆兴乡的清晨响起了24年。 ＂蒋诚老先生在家吗？＂工作人员在门口询问。蒋诚听到来找他的，疑惑且热情地将客人迎进屋里，家人们也都好奇地围了过来。 当工作人员解释来意，说要送一份迟到36年的立功喜报时，蒋诚的家人脸上从疑惑变为惊愕。在他们眼中，60岁的蒋诚一直只是个普通农民，一个热心肠的养蚕老人，从未听他提起过什么战功赫赫的往事。 面对家人惊讶的目光和急切的询问，蒋诚却显得异常平静。他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张《革命军人立功喜报》，轻轻卷起来，用一截麻绳绑好，然后放进了自己的小抽屉里并上了锁。在全家人的注视下，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背着双手走出院门，如同往常一样，去村子里的养蚕户家中巡视帮扶去了。 那是在1928年，蒋诚出生在重庆合川区的一个贫困家庭。童年时期，他目睹了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看到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伤痛。那些爆炸的轰鸣声和无辜平民的哭喊声，深深烙印在年幼蒋诚的心中，也埋下了他日后从军报国的种子。 为了填饱肚子，他给人种过田，饥饿难耐时还曾沿街乞讨。1949年，21岁的蒋诚终于如愿以偿，参军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1952年10月，刚刚入党4个月的蒋诚参加了抗美援朝中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他所在部队负责守卫战略要地537.7高地。 11月8日，537.7高地的坑道内只剩24名战士坚守，他们已经断粮断水11天。蒋诚所在的一个团及时赶到接替防守。此时的高地已被敌军火力完全覆盖，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倒下，但蒋诚依然坚守在重机枪位置，向敌人猛烈射击。 就在激战中，一枚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震得他耳朵暂时失聪，大脑一片空白。更可怕的是，一块弹片斜插入他的腹部，将他的肚子割开一个大口子，肠子都流了出来。但蒋诚没有退缩，他把肠子塞了回去，继续操作机枪向敌人射击。 当敌机低空俯冲扫射时，蒋诚也没有躲避，他对着每一次俯冲的敌机进行精准射击，最终竟然奇迹般地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这场生死搏斗中，蒋诚凭借一人之力歼敌400余名，击落敌机一架，击毁敌重机枪一挺，荣立一等功。 战斗结束时，蒋诚已经生命垂危。通讯员及时将他送往战地医院抢救，七天后又转送至辽宁丹东接受更好的治疗。医生给他进行了3次全身麻醉，连开4刀，才成功取出弹片，让他脱离了生命危险。 伤愈后的蒋诚并没有就此退役，而是再次回到朝鲜战场。1953年12月，他升任班长。1954年回国后，在修建营房时表现出色，又荣立三等功。直到1955年2月10日，他才结束军旅生涯，退伍返乡。 回到家乡后的蒋诚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隐姓埋名，当一名普通农民。他学习养蚕技术，并在村里推广，帮助乡亲们增收致富。 1983年冬天，村里开始修建一条从隆兴乡到永兴乡的道路。这条路对改善村民出行和农产品运输至关重要。蒋诚主动请缨担任修路牵头人。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资金断了，村民们想要放弃。 面对困境，蒋诚沉默地抽了三根烟，然后对大家承诺：＂你们继续修路吧，钱的事情我来解决。＂他随后悄悄去农村信用社贷款1000多元，让工程得以完成。直到1991年，这笔贷款本息已增至2400多元，他才不得已告诉儿子蒋明辉这件事。蒋明辉得知后，毫不犹豫地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来还债，虽然这差点耽误了他的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