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天，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几名大学生在游览黄山时，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期而遇，于是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那天，已经74岁高龄的邓小平正在黄山的百步云梯旁坐着休息，这几名大学生高兴地跑过去，很有礼貌地和他打招呼，并对他说要不是他，他们根本读不了大学，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最先向邓小平做自我介绍的刘晓红激动地说。 她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被关进牛棚，哥哥和姐姐也都下乡去了农村，只留下她和弟弟妹妹守在家里。 那段日子光是能吃到食物就已经很艰难了，但刘晓红却始终不忘读书，后来被安置到工厂当了工人后，她依然没有中断过学习。 陈静溪也高兴地说，自从中学毕业后，她就响应号召到农村去当知青，当时读大学要推荐，她家庭成分不好，根本不敢想。 年龄最小的王晓旺也表示，1977年她正好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工厂后，她不知道该自己的人生该何去何从。 讲着讲着，大家忍不住再次感谢邓小平，因为没有他，她们根本没机会上大学。 原来，在恢复高考前，国家一直实行的是培养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制度，按制度要求，中学生必须上山下乡满2年，才有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 但推荐就不需要考试，因此各地弄虚作假的的情况并不鲜见，结果直接导致大学生良莠不齐，比如江西有个生产队长，就利用手中的职权，把儿子、女儿和小姨子等都推荐上了大学，气得当地农民把他家的院墙都给推倒了。 社会上对于考大学的不公平现象，也议论纷纷 。有人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现在靠权。”就连小学生都说：“好好学习不如有个好爸爸。” 无疑，上大学的推荐制度由于存在漏泀，走后门上大学的基数在不断增大，不仅让大学没能得到更多的优秀人才，而且还因为不公，闹得百姓怨声载道。 正因如此，邓小平复出后，立刻在北京召开高招会，邀请知识精英们群策群力，在经过激烈的讨论后，最终给出了“自愿报名、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 邓小平对“单位同意”这一条表示不合适，比如学生很优秀，但领导万一故意刁难，那会影响学生的一辈子？所以他大笔一挥，把“单位同意”给划掉了。 此外，邓小平还一再强调，必须参加考试，考试不合格的，坚决不能占用别人的名额，哪怕再大的干部也不能走后门。只有用考试的方法，才能取代社会关系和家庭出身，这是唯一公平的考核办法。 在邓小平和一众知识精英的推动下，1977年12月，来自于全国570万人参加了高考，而刘晓红、王晓旺等几名复旦大学生就是在恢复高考后，凭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他们心仪的大学。 其实，在恢复高考之初，虽然说必须参加高考，社会各地作弊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比如故城事件。 1977年12月，河北省衡水地区故城县委书记马连宝的四女儿高考，在这之前，马连宝已经通过“推荐”，把前面3个女儿都弄进了大学。 马连宝的四女儿是郑口中学的高中生，成绩不好，所以在参加高考前，他就和负责高考的领导和郑口考场的负责人打了招呼，因此在他女儿考试时，在监考老师的操作下，他女儿两次更改考号，三次换座位，四次助考。 换座位的目的，就是把他女儿换到学霸的身边，这样她就有机会抄答案。 更夸张的是，在考试中途，有老师进来询问考生是否需要降温药品，待走到他女儿面前时，则让他女儿把不会做的题写下来，然后将其带出考场，再由其他人把答案写下来，再传给他的女儿。 也许是为了保险，也许就只是炫耀。 马连宝不久还从其他地方找来个数理化成绩都很好的大学生，坐在女儿身边答题，为的就是把答案写出来让他女儿抄。 县委书记竟然带头舞弊，招生领导和县政府其他干部也纷纷有样学样，他们不仅把需要“照顾”的亲朋好友的子女都照顾到了，而且答案也传得满天飞，一时考场内非常混乱。 不仅是郑口，其他地方也风闻作弊事件后，跟着有样学样。 由于考场纪律根本无人管，因此现场非常混乱，甚至就连厕所、医务室里都集满了抄答案的考生，气得那些原本想凭实力考试的学生们罢考，正直的老师也对这乌烟瘴气的情况非常生气，向上级揭发高考作弊的问题。 事情闹到了中央，邓小平十分愤怒，立刻派人前往调查，发现多名考生存在舞弊行为，依据证据，部室主任、县革命委员会等都参与了高考舞弊，受此牵连，20余干部及中学教师受到了严惩。 马连宝在接受惩罚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表示，他不知道（高考）改革了。 由此可见，恢复高考对于普通人的子女来说，确实是一条相对公平的路径，而经过这么多年的修订，高考制度也越来越完善，这也让更多的普通人获得了继续受教育的公平。 所以不光是复旦大学的那几名学生感激邓小平，其实后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们，都应该感谢这位了不起的改革总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