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杨振宁回国访问，点名要见邓稼先，两人相谈甚欢，分别后，邓稼先托人给杨振宁送了一封信，没想到，30年后，杨振宁才明白这封信的深意。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缘分，得从少年时代说起。两人都是安徽人，家庭背景有点像“学术世家”。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清华大学数学教授，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则是北大和清华的哲学教授。父辈关系近，孩子自然也有交集。在北京崇德中学，杨振宁比邓稼先高两届，两人慢慢熟起来。后来，抗战时期，他们一起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那时候条件苦，教室简陋，可两人对科学的热情一点没少。课余时间，他们常凑一块儿讨论物理问题，友谊就在这点滴交流中扎下了根。 学业有成后，两人都去了美国深造。杨振宁1945年到芝加哥大学，1948年拿下博士学位。邓稼先1948年去普渡大学，1950年也完成了博士学业。在美国，两人没少聚会，聊学术、谈人生，互相支持。可到了1950年，路就不一样了。邓稼先选择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建设，杨振宁则留在美国继续研究。分道扬镳后，他们靠书信保持联系，聊聊近况和科研进展。虽远隔重洋，友谊没断线。 到了1971年，杨振宁终于能回国看看。他一到北京，就提出要见邓稼先。相关部门赶紧安排，两人见面时，杨振宁聊起美国的科研生活，兴致勃勃地说着粒子物理的新进展。邓稼先呢，话不多，提到自己在国内忙教学和研究，但明显有所保留。杨振宁感觉老友可能有啥不能说的担子，但也没多问。分别后几天，杨振宁在上海机场收到一封信，是邓稼先托人送来的。信上写着：“振宁，中国核武器的路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没有依靠任何人。望你知晓。稼先。”杨振宁看完愣了一下，觉得这话有分量，可当时没完全琢磨透。 这封信其实是邓稼先的心声。他没明说，但意思很清楚：中国核武器完全是自力更生搞出来的。那会儿正值冷战，国际局势紧张，中国刚在1964年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邓稼先作为“两弹元勋”，从1950年回国后就一头扎进核武器研究。他常年在戈壁滩试验基地，吃苦不说，还得保密，连老友杨振宁都不能多聊。信里这几句话，既是告诉杨振宁自己的选择，也是想让他明白这份事业的艰辛和骄傲。可杨振宁当时在美国，没法完全体会这背后的重量。 邓稼先的日子不好过。他指挥了至少15次核试验，戈壁滩的风沙和辐射是他生活的常态。有一次，原子弹降落伞没打开，炸弹摔裂了，碎片散一地。他不顾危险，亲自去捡，辐射直接进了身体。后来体检发现，他体内放射性物质超标，肝脏也坏了。可他不当回事，说“我还能干”。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他站在远处看着蘑菇云，心里总算有点安慰。可身体却越来越差，1985年查出恶性肿瘤，1986年去世时才62岁。临终前，他还攥着文件，惦记着工作。 杨振宁在美国听到邓稼先去世的消息，翻出那封信，心里五味杂陈。时间到了2001年，他快100岁了，在一次研讨会上回忆起这段友谊。他说，那封信他当初没全懂，后来才明白，邓稼先不只是想说核武器的自力更生，更是希望他理解自己的选择，甚至盼着他也能为国出力。30年过去，杨振宁才悟出这层深意，也为自己没能早点懂而遗憾。他后来常说，邓稼先的精神是科学家的榜样，值得所有人学习。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友谊，不只是两个人的事。邓稼先用命换来了国家的安全，杨振宁在国际上为中国科学争光。两人一个默默奉献，一个对外发声，都是那个年代科学家的担当。邓稼先家里也受影响，他和妻子许鹿希生了俩孩子，可他常年在外，团聚时间少得可怜。孩子们长大后，一个学医，一个搞工科，都挺低调。杨振宁晚年则转去做教育，推动科学发展。这段故事，就是友谊和责任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