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多宝贵，我来杀这个坏蛋！” 1926年，丁枕鱼仗着自己是大将王树声的舅公，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王树声得知这一切后，豪气冲天地发誓要为村民讨回公道。
1926年，凛冬的寒风席卷着大别山，在乘马岗，一场农民运动的烈火正熊熊燃烧。
王树声，这位年轻的农协创始人，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带领着饱受地主压迫的农民，向不公平的命运发起挑战。
这场斗争并非一帆风顺，一个巨大的阻碍横亘在他的面前——他的舅舅，大地主丁枕鱼。
丁枕鱼，一个在当地恶名昭彰的人物，凭借着手中的土地和房屋，鱼肉乡里，无恶不作。
农协的成立，无疑触动了他的利益，他不仅不配合，反而更加嚣张跋扈，甚至搬出王树声这层亲戚关系来进行要挟。
面对舅舅的阻挠和挑衅，王树声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边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边是革命的理想和人民的福祉，他该如何抉择？
最终，他选择了后者，在农协的公审大会上，王树声亲手处决了丁枕鱼，这一举动震惊了所有人，也彰显了他对革命信仰的坚定和对人民利益的维护。
大义灭亲，并非冷血无情，而是为了更多人的幸福，为了革命事业的推进，他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
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坦途，充满了荆棘和坎坷，王树声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和挑战，也从中不断反思和成长。
1936年10月，刚刚结束长征的王树声，身体尚未恢复，便接到中央命令，带领西路军渡过黄河，执行任务。
一路艰辛，敌强我弱，环境恶劣，最终西路军未能完成任务，损失惨重，面对失败，王树声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主动承担，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他认为，自己对敌情估计不足，对部队的思想动员也不够到位，这些都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即使毛主席安慰他西路军失败并非他个人责任，王树声仍然耿耿于怀，并将这段经历铭记于心，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警示自己。
1946年7月，中原突围，王树声再次面临严峻考验，他所在的部队被蒋军重重包围，形势危急。
突围过程中，王树声因病不得不离开部队，这让他对未能坚持到最后深感遗憾。
在后来的自传中，他仍然对这段经历进行反思，认为自己在战略认识和部队动员方面存在不足，影响了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形势的发展。
一次次的自我批评，一次次的反思总结，王树声不断磨砺自己，提升自己的军事素养和领导能力，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树声的严格要求，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也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建国后，他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不搞特殊化。
他担任军械部部长时，拒绝了工作人员为他送饭到办公室的“特殊照顾”，坚持自己去食堂排队打饭。
他认为，作为一名军人，无论职位高低，都应该遵守纪律，平等对待。
在军事研究科学院工作期间，他发现一些领导干部让下属帮忙打饭，占用了他人的时间，便在会议上严厉批评了这种行为，他以身作则，带动了整个科学院的风气转变。
王树声的住所，是一栋简朴的平房，他将大部分房间留给警卫员和工作人员居住，自己只住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书房里。
尽管国家多次为他安排新的住所，他都婉言谢绝。
他对家人同样严格要求，妻子杨矩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从不使用专车。
子女们也从未享受过任何特权，从小就被教育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他从未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工作，对于前来寻求帮助的亲戚，他总是耐心劝导，鼓励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生活。
1971年春节，王树声去部队探望女儿，也和普通家长一样排队填表，耐心等待，见到女儿后，他只匆匆说了几句，便离开了，没有丝毫的特殊待遇。
警卫员出于好意，将单位的家具搬到王树声儿子结婚的新房，也被他严厉批评，并要求立即归还，他始终坚持公私分明，绝不占用公共资源。
1973年底，王树声病重住院，周总理前来探望，对他为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王树声却谦虚地说，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在反思自己的一生，认为自己为党和国家做的工作太少，这种对自身的高标准、严要求，贯穿了他的一生。
1974年1月7日，王树声将军与世长辞，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传奇，也是自律的典范。
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他那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