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党成员黄旭潜入警察局档案室，偷偷拿走了17份特务资料。谁知第二天

1949年，地下党成员黄旭潜入警察局档案室，偷偷拿走了17份特务资料。谁知第二天他被发现了，但特务却并没有告发他，反而保持了沉默。

解放前夕的上海，国民党的统治摇摇欲坠，特务头子毛森如同困兽犹斗，疯狂地迫害进步人士。

在上海市警察局内部，一场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正在上演。

黄旭，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肩负着特殊使命，潜伏在上海市警察局人事室第三股。

他的公开身份是科员，或者股长，直接接受地下党负责人蔡东园的领导。

毛森的残暴，人尽皆知，他滥杀无辜，勒索赎金，即使收了钱，也照样处决犯人，在他的眼里，人命如草芥。

为了获取特务名单，以便解放后能够迅速缉拿这些罪犯，黄旭决定冒险潜入档案室。

这是一项九死一生的任务，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惨遭杀害。

黄旭深知此行的危险，但他没有退缩，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甚至提前托付蔡东园，如果自己不幸牺牲，请他照顾家人。

行动当天，黄旭像往常一样，来到人事室上班。

他装作需要借阅公文的样子，找到了档案员，提出了查阅档案的要求。

档案员并没有怀疑黄旭的身份，毕竟，黄旭是人事室的老人了，平时工作也很认真，只是觉得有些奇怪，黄旭平时很少来档案室，今天怎么突然要查阅档案了？

黄旭耐心地向档案员解释，说自己需要查阅一份重要的文件，涉及到人事调动，必须亲自核实。

档案员听了黄旭的解释，觉得也在情理之中，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黄旭趁档案员离开卡档室的机会，迅速潜入，找到了存放特务人事档案的卡片柜，打开柜子，迅速地翻找起来。

时间紧迫，黄旭不敢有丝毫的耽搁，如果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终于，黄旭找到了目标，取走了17张特务人事卡片，这些卡片上，详细记录了特务的照片、姓名、住址等关键信息。

黄旭迅速将卡片藏好，然后离开了档案室，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强压着内心的激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工作。

当天晚上，黄旭将卡片，交给了地下党负责人蔡东园，蔡东园立即组织人员，对卡片进行了复制备份。

蔡东园对黄旭说，这些卡片非常重要，是解放后抓捕特务的关键证据，让黄旭务必小心谨慎，确保万无一失。

第二天，档案员清点档案时，发现少了17张卡片，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卡片丢失，可不是一件小事，如果被毛森知道，肯定会大发雷霆，严惩不贷。

档案员知道毛森的手段，担心自己会被牵连处决。

怎么办？是如实上报，还是隐瞒不报？档案员陷入了两难。

他思来想去，最终决定隐瞒不报，心里清楚，国民党大势已去，解放军随时都有可能打过来。

如果因为卡片丢失的事情激怒了毛森，很可能会引发内部混乱，影响到自己的生存。

更重要的是，档案员也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即使上报了，也无济于事，毛森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的。

于是，档案员选择了沉默。

与此同时，蔡东园也为黄旭的安全担忧，还建议黄旭，冒险将卡片原封不动地放回。

黄旭犹豫了，这样做，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就前功尽弃了。

但蔡东园认为，这是最稳妥的办法，他分析说，档案员已经选择了隐瞒不报，说明他不想把事情闹大。

如果黄旭能够将卡片放回，就可以消除档案员的疑虑，避免暴露。

黄旭听从了蔡东园的建议，决定冒险一试。

利用工作的便利，再次潜入了档案室，将卡片原封不动地放回了原处。

幸运的是，档案员并没有发现黄旭的行动。

就这样，黄旭化险为夷，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那么，毛森为什么没有追查卡片丢失的事情呢？

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森当时正忙于应付解放军的进攻，无暇顾及这些小事。

第二，毛森也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更关注的是如何，维持特务系统的稳定，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第三，毛森可能也想通过“纵容”小事，来换取特务对其忠诚度的最后信任，为撤退做准备。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毛森的“宽容”，都为黄旭的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黄旭因功被调入公安局，参与警察系统接管工作，并担任人事股股长。

那17张卡片，为后续抓捕特务提供了关键情报。

黄旭的行动，是中共地下党，在解放前夕进行的一次，成功的秘密斗争，体现了中共地下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策略，通过个体牺牲换取集体胜利。

档案员的沉默，以及毛森的权衡，也反映了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挣扎与利益权衡，历史，也并非全然非黑即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