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到1928年，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位烈士相继牺牲，年纪都不到30岁。 他们的姐姐、陈独秀的长女陈玉莹因为接连料理两位弟弟的后事，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一病不起，因血崩症随弟弟而去。 陈独秀的老母亲谢氏深明大义，对小孙子陈松年说：“你以后就走你老爷子（陈独秀）的路，你去读书吧！” 2年后，谢氏也郁郁而终。 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中国革命巨大的损失。 当时陈独秀被迫隐蔽，无法见亲人们最后一眼，等到再看到陈松年，他心中的哀恸可想而知。 陈松年在父亲面前痛哭不已，而陈独秀厉声训斥他：“不要哭！男儿有泪不轻弹。” 因为革命频遭变故的陈家，那几年唯一的喜事，大概就是陈乔年的史静仪生下了遗腹女陈鸿。 然而时局动乱，失去了陈乔年史静仪精神抑郁，还要躲避特务的搜查。为了孩子能够安稳长大，她隐姓埋名，将襁褓之中的孩子送到救助革命子女的上海互济会。 失去了人生方向的史静仪前往苏联学习，一直到1969年她在武汉病故，都没有找到陈鸿，这成了她一生最为遗憾的事情。 烈士的孤女到底去了何处？陈乔年和史静仪的亲友一直在寻找着。 1989年2月，史静仪的妹夫、陈乔年老部下杨纤如想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去找寻陈鸿，他写了一篇文章送到某杂志社，发表后5年都没有得到有用的线索。 1994年，福建新四军研究会在整理档案之时正好看到一名新四军老战士的人生经历和陈鸿很像。 她的名字叫苗玉，幼年时曾经被两户人家收养，她曾经听祖母说过，自己不是苗家的孩子，亲生父母其实是在上海。 1944年，16岁的苗玉来到了安徽无为县，认识了一位热情的新四军妇女主任，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新四军，成为名战地卫生员，半年后，认真勤奋的苗玉就当上了班长。 童年在颠沛流离之中挣扎的苗玉，在新四军的家庭之中得到了归属感。 她一直说：“没有新四军就没有我，新四军就是我的家。” 冥冥之中，她似乎就是和革命事业有着深刻的联系，血脉之中的不屈和坚毅一直支撑着她。 1948年，苗玉调往华野10兵团当仓库管理员。解放后，苗玉随着解放军部队留在了福州，在福州公安局和轻工局工作，生活平淡而充实，退休后常常和战友联系。 1973年，苗玉的第一任养母临终前将苗玉喊回家，将她在上海如何领养苗玉的过程告诉了她。 原来养母是从汉口路一户孔姓人家家中将她抱回家的，孔家人还给了苗玉2块大洋，当时苗玉只有5、6个月，孔家人告诉养母这个孩子叫陈鸿，但没有告诉养母这个孩子的亲生父母是谁。 苗玉的第二任养父陈国虎曾经想要去上海找孔家要生活费，但那个住址根本没有姓孔的人，陈国虎还被国民党当作共产党员抓捕了，一关就是5年。 苗玉由此分析，自己的父母和孔家人应该是共产党员，因革命艰难才将她送养。她想要找寻自己的亲生父母，于是向省委参加党组织史编纂的汤洪潮同志求助。 汤洪潮一直惦记着给苗玉寻找身世的事情，一直到1989年，他无意之中看见一张报纸上刊登的杨纤如的文章。 这么多年来杨纤如一直寻找着陈乔年烈士唯一可能在世的女儿，费尽周折，他也遇到过很多人，自称是陈鸿，但每一次去“认亲”都无功而返。 他了解了苗玉的具体情况之后非常高兴，但当时杨老先生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不久后他含恨离世，没有来得及见到苗玉。 1993年，史静仪与后一任丈夫所生的儿女李文和李湘生联系了苗玉，并且与她相见。李文惊叹，苗玉无论是体型还是走路的姿态都很像妈妈，很快就和苗玉相认了。 可惜当时陈松年已经去世，陈松年的儿女长琦和长璞也顺利和苗玉相认，陈长璞曾经三次来福州看苗玉，经常写信，亲如一家。 陈长璞遗憾地告诉苗玉，陈松年为找陈鸿也是费尽心力，可惜没有在生前看到她：“要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找到你，能够看到你，可能他老人家还会多活几年。” 因为时间过去太久，很多资料都已经丢失，考证困难，苗玉终究没有实现真正的“认祖归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