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弹打得准，全靠这位穿五块钱背心的老人！”他靠一己之力带领我国的科研人员在激光陀螺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打破了西方世界国家对我国的科学技术封锁，让我国的科研军事力量实现了质的飞跃，他便是中国的激光陀螺之父——高伯龙。 2017年12月6日，一位老人在长沙离世，他的学生张斌将自己关在办公室内嚎啕大哭。这位学生为何如此悲痛？因为逝去的不仅仅是他的导师，更是中国激光陀螺技术的奠基人——高伯龙院士。 当我们谈论中国导弹为何能精准命中目标时，很少有人知道其背后的关键技术和无名英雄。如果导弹是利剑，那么激光陀螺仪就是这把利剑的＂火眼金睛＂。它能在高速移动中稳定工作，为导弹提供精确的空间定位——不仅能指明平面上的东南西北方向，还能判断上下高低，确保武器系统精准命中目标。 让我们回溯到1971年，当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敏锐地察觉到了激光陀螺技术对导弹导航系统的革命性意义。他在繁忙工作之余研究激光陀螺原理，终于破解了其中奥秘，并将原理和光路图信息写在两张小纸条上，交给国防科技大学。这两张纸条，承载着当时中国关于激光陀螺的全部资料，后来被称为＂钱学森密码＂。 然而，仅靠这两张纸条制造出激光陀螺仪，难如登天。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国家掌握了这项前沿科技，而美国更是对中国实施严密的技术封锁。在这样的背景下，高伯龙走上了舞台。 走进高伯龙的工作场景，你会发现一位朴素到极致的科学家：炎热的夏天，他常常只穿着一件从市场上买来的五元背心，手捧一个老旧的搪瓷水缸，坐在改建自旧食堂的实验室里，全神贯注地研究那些复杂的公式和数据。正如网友评论：＂高伯龙院士穿五块钱的背心，干上亿元的大事。＂ 这位出生于1928年的广西南宁人，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辗转多地。1975年，在钱学森的举荐下，他被调往国防科大承担激光陀螺研制任务。当时的中国，激光陀螺研究几乎是从零开始，且面临极其艰苦的条件：实验经费只有区区4万元，实验设备多是从废弃材料中改造而来。 ＂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不是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这句话是高伯龙院士的科研格言，也是他一生坚守的理念。1976年，面对团队成员的质疑，高伯龙选择了一条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这一决定改变了中国激光陀螺仪的发展历程。 当时国际上研究激光陀螺仪主要有两个方向：二频抖动激光陀螺仪和四频差动陀螺仪。美国已在二频抖动激光陀螺仪上取得领先地位，高伯龙团队最初也将研究方向放在此技术上。但经过深入研究，高伯龙发现中国当时的技术、材料和工艺条件根本无法满足制造二频抖动激光陀螺仪的要求。 面对这一困境，高伯龙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研制连美国都已放弃的四频差动陀螺仪。这一提议立即遭到团队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理由很简单：连美国这样的科技强国都做不出来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成功？ 但高伯龙不是莽撞行事。通过细致分析，他发现美国放弃四频差动陀螺仪研究的根本原因是犯了理论性错误。凭借深厚的物理学功底，高伯龙很快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数据，说服了团队全力投入这一领域。 1976年，高伯龙完成了《环形激光讲义》，为中国激光陀螺仪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本教材至今仍是该领域的必读书籍，被誉为＂不学这本书，就不敢说入了门＂。理论突破后，高伯龙团队开始了艰难的实践探索。 1978年，第一代实验室原理样机研制成功。随后他们又将目光转向光学薄膜这一关键技术。没有资料？高伯龙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没有软件？年过半百的高伯龙自学编程，开发膜系设计工具。实验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实验室里堆满了报废的膜片，许多人开始动摇。 关键时刻，高伯龙坚定地告诉大家：＂就算死，也要死在工作上，拿不出成果我死不瞑目！＂三年多的努力终于换来成功，1980年激光镀膜检测DF透反仪研制成功，获得湖南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然而，从实验室样机到实用工程样机依然是一道巨大的鸿沟。1993年，由于没能拿出实用样机，专家组给了高伯龙团队＂劈头盖脸的训斥＂，认为他们二十年的研究成果全是浪费国家钱财，要求停止研究。 面对质疑，高伯龙却坚定地承诺：＂一年！一年以后，我保证一定将激光陀螺研发出来！＂果然，1994年，高伯龙团队成功研制出工程样机，使中国成为继美、俄、法之后全球第四个能独立研制激光陀螺仪的国家。 高伯龙的执着与创新精神让中国的导航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他研发的四频激光陀螺仪和全内腔He-Ne绿光激光器被广泛应用于＂东风＂系列弹道导弹、＂红旗＂系列防空导弹等国防装备，为中国军事科技的自主创新树立了不朽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