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的声音振聋发聩:“我就想告诉后人，几千年来单干的农民，到底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王蒙也曾表达对浩然的支持：“《金光大道》在当时能独占鳌头，真的不止是时势造英雄了！”评论家雷达说：《艳阳天》真是那个时代最矛盾的作品了！由于作家过分的突出斗争和路线，强调塑造英雄人物，便相对的削弱了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但作品能把两种相悖的东西，如"生趣盎然的形象与外加的观念，回肠荡气的人情与不时插入的冰冷说教，真实的血泪与人为的拔高"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看看《艳阳天》里的萧长春就知道这种拧巴多带劲——白天带着社员垒梯田，裤脚沾的泥巴能种出麦苗；晚上读《毛选》时眼神亮得能当煤油灯使。隔壁地主马小辫偷他家南瓜，他抄起锄头追出三里地，逮住了又给人塞俩红薯：“改造好了再种地！”这哪是阶级斗争？分明是村头老光棍和倔老头的鸡毛蒜皮，硬给套上了主义之争的壳子。浩然笔下的农村活像被政治颜料泼过的年画，大红大绿里藏着裂缝，裂缝里钻出真实的麦芒。 《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更绝。这位爷带着芳草地村民搞合作社，开会时能说出“组织起来力量大”的官话，转头蹲田埂上卷烟叶，跟老农唠“今年雨水冲了粪坑”的糙话。魏巍夸他“把政治宣传揉进土坷垃里”，这话说得漂亮，可细品就像往窝头里塞鱼翅——合作社的水渠修到秦富家地头，老抠门死活不让过，高大泉掏出算盘噼里啪啦一打：“您老自己挖渠费工三石粮，换地能省五斗！”这哪是社会主义战士？分明是带着红袖标的买卖人。 浩然自己也承认，《金光大道》就是给农村立传的账本。合作社的工分簿、地主的算盘珠、寡妇灶台下的鸡蛋罐，他写得比县志还细。可账本记着记着就串了行——朱铁汉带着民兵查私粮，撞见自家妹子偷藏玉米面，脸黑得能刮下锅底灰。这场景要是搁《白鹿原》里能写出人性挣扎，在浩然笔下却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就像他最爱用的比喻：明明想画幅《清明上河图》，结果描出张带标语的宣传画。 但谁也抹不掉纸缝里的血丝。高大泉原型朱铁汉晚年瘫在炕上，看着村里土地被开发商圈走，混浊的老眼盯着电视里的新农村广告，突然捶着床板骂：“早知这么个结局，当年不如多给自己留两亩地！”这话要叫浩然听见，准得把钢笔掰断——他笔下金光灿灿的大道，铺着理想主义的金箔，底下压着几代农民的汗碱与血痂。 雷达说《艳阳天》是“冰火两重天”，这话透着文人的客气。要我说这就是锅夹生饭，政治柴火猛烧，生活米粒半熟，嚼着硌牙又舍不得吐。现在年轻人啃着这锅饭，有的品出历史原味，有的抠出意识形态的砂石，还有的干脆拌上资本主义的辣酱，吃出别样滋味。倒是墓园里浩然的石碑清净，刻着“写农民的人”，五个字比《金光大道》全本都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