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6岁的鲁迅突然大口吐血，病情严重，他的母亲得知后，立刻发电报指责39岁的许广平，认为是她害了鲁迅，果然，几天后，鲁迅离世。
鲁迅作为一个出身于显赫家族的青年，他原本可以循规蹈矩地完成学业，在医学界谋得一席之地，然而，当他在日本求学期间，一场幻灯片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些麻木看着同胞被处决的国人，让他认识到，相比治疗躯体的病痛，更重要的是唤醒国人精神的麻木。 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医学研究，转而执笔写作，这个选择，不仅让他背负了家族的质疑，更让他陷入了更为深刻的困境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做一个“呐喊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直面封建礼教的压迫，要承受世俗眼光的非议，要在孤独中坚持真理。 这种碰撞，最典型的体现就在他的婚礼上，当时的鲁迅已经剪去了辫子，穿着新潮的西服，但在婚礼这天，他却不得不戴上一条假辫子，这看似简单的一幕，实则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困局。 他的原配妻子朱安，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女子，裹着小脚，安分守己，在当时的标准看来，她无疑是一位完美的妻子人选，然而，对于已经接受新文化洗礼的鲁迅来说，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悲剧，他试图改变朱安，希望她能摆脱旧时代的桎梏，但朱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早已被根深蒂固的礼教所定型。 更令人深思的是，鲁迅的母亲在这场文化碰撞中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母亲，她深深期待着儿子能够安分守己，成家立业，她为儿子物色媳妇，张罗婚事，一切都遵循着几千年来的传统，然而，她的儿子却成了一个叛逆者，一个不安分的文化战士。 在这样的困境中，鲁迅选择了逃离，他离开了家乡，远赴北京，试图在物理距离上摆脱这些束缚，但是，新旧文化的碰撞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反而在他后来的人生中演化出了更为复杂的困局。 这些困境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鲁迅生命中无法回避的考验，它们不仅仅是个人的困境，更是那个时代的缩影，鲁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考，将这些困境转化为文学创作的源泉，用笔尖刻画出了一个时代的痕迹。 在他的笔下，这些困境不再是简单的个人遭遇，而是上升为了整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他的每一次抉择，都不仅仅关乎个人，更是在为整个时代探索出路，这或许就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他能够将个人的困境转化为时代的思考，将私人的经历升华为社会的镜鉴。 当鲁迅踏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堂，一场深刻的情感与道德困局悄然展开，1923年，他遇见了比自己小将近二十岁的学生许广平，这位年轻女子的聪慧与叛逆，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鲁迅内心深处被压抑已久的渴望。 这段师生情缘，很快发展成了一场惊世骇俗的爱情，许广平出身名门，本可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却毅然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她不仅解除了家族为她安排的婚约，更勇敢地向年长的恩师表达了爱慕之情，在那个礼教森严的年代，这无疑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反叛。 鲁迅母亲的激烈反对，社会舆论的尖锐指责，以及原配朱安的默默承受，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伦理困局，特别是在1927年，当两人开始同居生活后，这种压力达到了顶峰，母亲的电报中充满了对许广平的责难，指责她是“荡妇”，是破坏家庭的罪魁祸首。 面对这样的困境，鲁迅选择了坚持，1929年，他们的儿子周海婴的降生，既是这段感情的结晶，也为这场伦理困局增添了新的维度。 而生命的最后困局，则与鲁迅的健康危机紧密相连，长期的吸烟习惯，加上繁重的工作压力，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到1936年时，他的体重已骤降至37公斤，在这个关键时刻，两位医生的诊断出现了重大分歧：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始终按照慢性支气管炎治疗，而美国专家邓肯却诊断出晚期肺结核。 1941年，许广平因拒绝向日军透露鲁迅遗稿下落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她身体虚弱，无法工作，经济来源中断，即便如此，她仍要面对婆婆索要更多生活费的压力，这些困境的延续，仿佛是对鲁迅精神的另一种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