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全席的前世今生，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盛宴，满汉全席的诞生与演变不

满汉全席的前世今生，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中最具传奇色彩的盛宴，满汉全席的诞生与演变不仅关乎味蕾的享受，更承载着清代民族融合的历史脉络。它始于白山黑水的狩猎篝火，终于紫禁城的雕梁画栋，最终成为中华饮食的集大成者。 从“席地割肉”到宫廷分席，满族入关前的饮食极为简朴，据《满文档案》记载，即便如和硕贝勒济尔哈朗的婚宴，也不过是露天铺兽皮、解刀分食牛羊肉的场景，毫无宴席规制可言。清军入关后，面对汉文化的强势影响，满族统治者开始调整策略。自顺治登基开始，清廷开始仿明制设立光禄寺，专司宫廷宴饮，并首次将宴席分为“满席六等、汉席五等”，但两者严格分设，绝不同席。 满席六等，一等是用于帝后死后的随宴；二等是用于皇贵妃死后的随宴；三等是贵妃、妃和殡死后的随宴；四等满是元旦、冬至和万寿等大的节日朝贺的宴席；五等是用于宴朝鲜正副使臣、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贡使以及赐给下嫁的公主和蒙古王公的宴席；六等主要赐予经筵讲书，接待越南、琉球、缅甸等国家的贡使。每一等满席都针对其身份，并有其银码，如一等满席，每桌价银八两。汉席则分为一二三等及上席、中席五类，主要用于临雍宴、文武会试考官出闹、实录及会典等书开馆编纂以及写成赐宴等，主考和知、贡举等人用一等席，同考官、监视御史、提调官等人用二等席，内帘、外帘收掌四所以及礼部、光禄寺、鸿寺等执事官用三等席，文进士的恩荣宴和武进士的会武宴，主席大臣等人用上席，文、武进士等用下席。 满席以饽饽面点为主，强调烧烤与火锅；汉席则以羹汤炒菜见长，但用料普通。例如头等满席需用面120斤，而头等汉席仅用面20斤，差异悬殊。这种分席不仅是饮食差异的体现，更是清初“首崇满洲”政策的缩影，是深刻的民族隔阂。 真正推动满汉饮食融合的契机出现在乾隆时期。这位好大喜功的帝王六下江南，沿途地方官员为迎合其口味，将满族烧烤与江南精致烹调结合。扬州盐商为接驾打造的宴席中，首次出现“燕窝鸡丝汤”“鱼翅螃蟹羹”等融合菜式，成为满汉全席最早的菜单雏形。 与此同时，清廷内部也在悄然变革。乾隆赐予孔府的“满汉宴银质点铜锡餐具”共408件，可盛196道菜，出现满式烤猪汉式煨菜同列一席的情况。 道光年间，满汉全席突破宫廷束缚，成为官场交际的标配。官员宴请“必设满汉全席”。晚清更出现三天六宴的豪华规制：首日“蒙古亲藩宴”以奶茶、饽饽开场；次日“廷臣宴”主打山珍海味；第三日“万寿宴”则以烧烤乳猪压轴，需动用银器万件。 随着清王朝衰落，满汉全席逐渐异化为权力炫富的工具。慈禧时期，宴席中新增“猩唇”“豹胎”等稀有食材，单次宴会耗费白银十余万两。1903年清廷为筹措《辛丑条约》赔款，将光禄寺裁撤，自此满汉全席退出清朝宫廷。 民国时期，满汉全席在天津“八大成”酒楼重生，进入寻常百姓家。2018年，扬州将满汉全席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制作技艺涵盖108道核心菜品与72道点心，传统炭火烤炉、九转吊汤等技法得以系统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