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近代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英国是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国家，尤其是在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以后，大量的劳动人口涌入中心城市，在客观上加快了英国本土的城市化进展。 直到今天，城市化的程度依旧是是衡量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我国的城市化如今也一直处于一个稳步发展的良好状态。其实，早在两宋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城市化的趋势，发展出了类似近代城市模式的雏形。 城市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国的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 在先秦时期，虽然华夏大地上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城”，但此时的人们还没有产生出城市的概念，城邑（小城曰邑，大城曰城）只不过是多数人的聚集地罢了。至于“市”则比“城”出现的更晚。 一开始“市”是用来形容水陆交通便利的枢纽和要道，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地方往往是人流量较为集中的地方，可为商品的交换提供便利，“市”才逐渐发展成具备商品贸易和经济交流作用的地方。 秦朝统一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几乎是在各个方面都制定了相应的规范，“城”和“市”自然也不例外。 城池的规模和城墙的长、宽、高都有定制，所谓的“郡有郡城，县有县城”说的便是城邑会根据它的级别或者军事和贸易需求来建立。 至于“市”则被官府统一管理，城内划出特定的贸易区域并且商人只有在规定的时间才能到“官市”进行商品的买卖。 之后汉承秦制，城市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隋唐时期在前代城市建设上进一步扩大了城市规模和范围，使城市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客观上也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而城市制度真正发生“质”的改变还要等到宋朝建立以后。 宋代能够产生类似于近代城市化的城市规模，与它所实行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北宋初期，宋太祖和继任者们在政治上实行节约国力的政策，推崇节俭的作风。同时对不合理的制度大胆的改革，制定更为符合实际的政策。 使五代以后凋敝的民生开始迅速恢复。在经济制度上，宋官家（宋时皇帝尊称“官家”）废除了前代的市坊制度，不再对市场有严格的场地限制。 同时宋代取消了“宵禁”的政策，也不再对市场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商品的贸易和市场的经济交流首次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同时也不需要接受官府直接管理。 于是便迅速地走向了繁荣，市场上开始出现了宵市和夜市。 在商品贸易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新的娱乐场所也开始出现，“瓦舍”“勾栏”等一系列新兴产业也在提供消费的同时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宋时还出现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起初交子为民间私下里为方便钱货贸易的凭证，后期逐渐流通盛行最后被官府接受承认，并开始规范化管理“交子务”。纸币的出现无疑是更进一步刺激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北宋时期，城市的发展才开始真正地步入发展的“黄金期”。《食货志》中曾记载到：“乾道初，故蕲、梁、卫、武、黄、汝、信、息等地大定京师，劳民役、缮城墙，遂鼎盛。自是乡城强盛，南北节度每军州寨设市二、三十所，或百、或千、或数千家，繁盛莫能胜计。” 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城市的规模和数量迅速的扩大，城市的商品贸易和经济交流更是飞速发展。在北宋时期，上自官家和士大夫，下到平民百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视商业的思想。 与传统的“重农抑商”不同，宋时实行的是“农商并重”的政策，商业的迅速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经济繁荣，《清明上河图》就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了东京开封府的商埠众多、物产丰富、水陆贸易频繁，人流攒动的景象。 史料中记载，开封府是国中第一大城市，城内的人口超过百万，且商铺云集，车辆马匹如同流水般络绎不绝。 其他城市如长安、洛阳、襄阳和邺城等地也都是人口百万的城市，整个北宋的各个阶级都享受着商业高度发达的“红利”，人民的幸福指数远超于以往的任何时代。宋朝的经济繁荣，社会富裕是世界闻名的。所以才有英国的世界史学家汤尹比这样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