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出走香港。因为没有身份文件，他无法获得美国签证，也无法去其他地方。此时，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穆勒，亲自为他给美国国务院写信，并且前去香港接他……
1950年8月，一艘客轮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破浪前行。船上有几名留美学生和科学家，他们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决心回到祖国，投身新生政权的建设。9月，又一艘名为“威尔逊总统号”的客轮抵达香港，船上载着130名中国留学生，这一船是当年回国人数最多的，学生们个个怀揣理想，神采奕奕。这一年，总共有400名留学生和专家通过香港回到祖国。 到1952年底，已有2400名留学生回国，占到当时海外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然而，在这一股归国潮流的推动下，被誉为“中国遗传学之父”的李景均却做出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选择，他选择逆流而行，被迫从香港走出，再次前往美国。 李景均于1912年出生在天津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成长轨迹显得平凡而顺利。经过努力，李景均在24岁时便从南京的金陵大学毕业。随后，他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开始了他对植物育种和遗传学的热情研究。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群体遗传学，并且结识了自己一生的伴侣，克拉拉，一位美籍华人。1940年，李景均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业，迎接他的将是高薪和美国那片安稳的就业市场。对于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在完成学业后，他原本可以选择留在美国，享受那里的丰厚待遇和良好的科研环境。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李景均逐渐感到心中难以割舍的责任和使命感。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让他看到了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决定返回祖国，参与祖国的建设。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李景均夫妇当时身处美国，但他们的心始终牵挂着祖国与同胞。1941年，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他们决心归国。由于太平洋战争的激烈进行，李景均夫妇乘坐的游轮为了避开日军潜艇的攻击，多次改变航线。游轮终于抵达上海港，但他们得知整个上海都被日军占领，只好转向香港。 然而，香港也未能成为他们的避风港，他们被困在此达两个月之久。在滞留香港的这段时间，李景均夫妇因为身无分文，又无法兑现旅行支票，陷入了极度的饥饿中。据李景均回忆，那段日子里，他们常常处于半昏迷状态，几乎像行尸走肉一样。幸运的是，一位朋友伸出了援手，资助了他们500港元和一些口粮，使他们得以继续生存下去。 抗战胜利后，李景均回到了北京大学，开始担任农学院院长，成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之一，年仅34岁。同时，他的学术著作《群体遗传学导论》也开始发表，并在遗传学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李景均的事业遭遇了波折。由于一些非议，他曾一度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机会，生活也陷入了困境。 在此期间，著名的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穆勒看到了李景均的著作，并对其高度评价，甚至决定亲自前往香港接李景均。最终，李景均决定从香港前往美国。这个决定在当时曾引起了争议，毕竟他曾是为了回国几乎饿死的爱国科学家，而如今却选择离开祖国。
1950年，李景均，曾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经历了从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再到美国的漫长旅程，最终抵达刚成立的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同事和同行的鼓励下，他决定放下过去，从农学转向更加广阔的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领域，开始了全新的事业。此时，医学界正在积极探索通过化疗药物治疗癌症，肿瘤学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新药物和治疗方法不断涌现，为癌症治疗带来了新的曙光。 医生们已经意识到，癌症的临床试验仍然杂乱无章，远远落后于其他医学领域。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东部的25家退伍军人医院联合开展了一项大型癌症临床试验，旨在评估几种化疗药物对白血病和霍金森瘤的疗效。为了确保试验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研究小组决定请一位统计学家来进行统计设计。 李景均成为了这个项目的最佳人选。当时，他已经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生物统计学，所著的《群体遗传学导论》已经出版，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群体遗传学的教科书，书中涉及大量复杂的数学内容，令许多医生和生物学家感到望而却步。1955年，他的另一部作品《群体遗传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迅速成为学术界的顶级教材，至今仍多次再版。 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期间，李景均被誉为该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成就得到了诺贝尔奖得主马勒的高度评价。曾在中国被视为“伪科学”的群体遗传学，在李景均的推动下，成功成为学术界的重要学科之一。李景均的努力与才华得到了广泛认可，使他在遗传学界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随着90年代的到来，李景均并未选择回国探亲，尽管国内的探亲潮悄然兴起。每当有人问他是否有意回去，他总是淡然一笑，轻轻摇头。从那时起，李景均便下定决心，这一生再不回到内地。他对故土的眷恋和遗憾，始终深埋心底，成为他人生旅程中无法言说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