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天，湖北石首的一个鱼贩王光尧，突然被人拿着一张报纸找上门，说他失联十八年的儿子，成了解放军青海军区的副司令员。
这一听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事，可纸上白纸黑字，名字是“王尚荣”，他不信，说他儿子叫“王尚寅”，还以为是来逗他的。
可也就是这一张报纸，把一个老人从漫长的等待里拉了出来，也把两代人命运的断线，一点点重新连了回去。
王光尧是地地道道的石首调关人，靠卖鱼养家糊口，家里清苦，但人硬气。
上世纪三十年代，家里孩子多，饭都吃不饱，大儿子王尚寅十三岁就被红军的人拉去做童子军，穿草鞋背干粮就上了山，说是去“跟部队吃公家饭”。
家里人开始不拦，觉得小子出去混一混也好，反正家里管不了，可后来消息就断了，再没音讯。
王光尧一开始还跑去问村里识字的人写信、打听，可到了抗战打得正紧那几年，信是完全断了，他心里其实早就有准备，觉得儿子多半是在战场上没了。
时间一晃十八年，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天下打得翻天覆地，王光尧也老了。
他还在鱼市上摆摊，每天骂骂咧咧卖几条鱼，没人提儿子的事他也不提。
可那年冬天，调关镇来了个熟人，李乔，当年是县里的干部，现在还在县委干事，走路带风，说话冲得很，一来就把报纸摊在他摊头，说：“老王，你家九斤成将军了！”
“谁？”王光尧眯着眼问。
“九斤啊，你家大儿子。”
王光尧一听这话，脸就冷了，他不认这个名。李乔赶紧说，“不是说他原名王尚寅吗？这报上写的是‘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王尚荣’。我一看这名，地方也对，八成是他。”
王光尧不信，说你看错了，我儿子要是活着，怎么这十多年一封信也没有？可李乔是当年他儿子的团组织介绍人，两人是旧识。
他说得斩钉截铁，还劝王光尧写封信去青海军区碰碰运气。
王光尧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让女婿帮忙写了封信，只说“九斤这个名你还记得吗？当年你走时穿的破衣服，还记得吗？”，信纸上没写多少，但句句是当年家的事，他一边写，一边流泪。
过了将近一个月，真的有回信了，是青海那边寄来的军用信封，封面写得正儿八经。
王尚荣在信里认了父亲，说自己就是王尚寅，那年刚参加红军不久，部队里都鼓励化名，怕是家里出事，他才改的名字。
他说：“我一直记着家里，说不想回，是不敢。怕牵连你们。”他还提了母亲送的两块银元，说抗战时救了他一命，被子里挡住了子弹。
王光尧拿着信看了一遍又一遍，哭了整整一宿，第二天就说他要去青海，他不识字，也不看地图，但认定青海在哪都不怕。
他扛着老棉袄，带着女婿，从湖北一路坐船、挤车，走了二十多天，到了青海西宁。
到了军区门口，岗哨一开始不让进，他掏出那封信，手抖得不行，一边哭一边喊：“我是他爹，我是九斤他爹。”岗哨赶紧报告，部队里一查，真有其人。
那天晚上，王尚荣在司令部见到了这个白发苍苍、满脸风霜的老人。
王光尧一见他，愣了半天，最后喊了一句：“九斤！”那声音哽住了，王尚荣一身军装，快步走过来抱住他：“爹，我是九斤。”一句话说完，两个人都哭成了泪人。
旁边的军人都围着看，没人说话，那一夜，他们说了整整一宿的话，从调关的小巷说到红军的山头，说到抗战里的鬼子炮火，说到家里那口破锅。
可时间紧张，第二天部队要剿匪，王尚荣又得上前线，临走前他跪下给父亲磕了头，说：“这十八年，我欠的太多。
”王光尧也没多说，只是摸了摸他肩膀，说：“好好活着，比啥都强。”
一年后，1950年底，贺龙特批王尚荣回乡探亲，他带着妻女回到调关，刚进村口就被人认出来，乡亲们炸了锅。
谁能想到那个当年穿草鞋的九斤，现在成了解放军的大官，村里敲锣打鼓迎接他，他穿着军装，左手牵着女儿，右手扶着老父亲，一步一步走进家门。
那天晚上，村口摆了几十桌饭，大家一边吃一边听他讲部队的事，王光尧坐在中间，听儿子讲自己打马家军、抗日时中弹，脱下军装给他看伤疤。
老汉看着那些坑坑洼洼的疤，眼睛直掉泪，说：“你要是真死在战场上，我认了。可你活着回来，我这命也值了。”
可好景不长。王尚荣部队任务重，探亲只有一周，之后他回到西北，再没能常回家，王光尧身体越来越差，1958年冬天去世。
儿子那年正带队在边境清剿土匪，没赶回来送终，1959年，他回家祭拜，站在父亲坟前久久不语，后来有人听见他小声说：“我连送爹一程都没赶上。”
这事在调关一带传了很多年，有人说是命，有人说是担当，可对王尚荣来说，他一直把那封父亲当年寄出的信，夹在皮夹里随身带着。
他说，这封信，是他命里的一道光，让他知道无论打到哪，总还有个“家”字，等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