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7日凌晨，汉奸张敬尧伪装成富商，从东交民巷的六国酒店醒来。按照往日的习惯，他准备先洗把脸再修修面。忽然，从洗脸间的镜子里，他看到一个人影闪身进来，大惊之下急忙回头，可怕的一幕发生了，只听“砰砰砰”三声枪响，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倒在了血泊里。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第一期正式出版，在湖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的热情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期，第一期的2000份很快就销售一空，随即又加印了2000份，三天内便脱销。吸取了第一期的经验教训，第二期的印刷量达到了5000份，这一声浪迅速扩展到了全国。甚至北京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也对这份杂志的创办表示赞赏。 然而，正如任何新兴事物会遇到的挑战一样，也有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将《湘江评论》视为洪水猛兽，下令捣毁和查封杂志，指控其宣传过激主义。毛泽东感到，这一举动揭示了北洋政府的腐朽和压制，他认为只有驱除张敬尧，推行湖南自治，湖南才有未来。因此，驱张运动在湖南迅速展开，成为反抗北洋军阀的一个重要标志。 张敬尧的生平可谓波澜起伏。年轻时，因为与人打架惹上麻烦，15岁的张敬尧不得不离开家乡，前往北平参军，进入了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不到一年，他便被选拔进入保定军官学校进行培训。辛亥革命爆发后，张敬尧迅速得到袁世凯支持，成为了袁的红人之一。 民国7年（1919年），段祺瑞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这使得张敬尧步入了人生的巅峰。上任后，他霸占田产、侵吞公款，甚至与日本人勾结，出卖湖南的矿产资源。此外，他还纵容欺男霸女，做尽恶事。张敬尧的所作所为让湖南百姓愤恨不已，民间甚至为他写下了一副对联：“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1933年5月的北平，仍带着些许春寒。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在这座古都中独具异国情调，它是一座欧式建筑，在晨曦中显得格外庄重。这座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酒店，曾是各国使节和富商往来的重要落脚点。此时的北平城内，虽表面太平，但暗流涌动。 五月七日凌晨，六国饭店的大堂内还一片寂静。＂常石谷＂这位来自东北的富商已经醒来，他住在酒店的高层套房内。这个自称经商的客人，已在此地停留一月有余。据酒店工作人员回忆，这位＂常先生＂为人谨慎，从不在酒店用餐，每日的行程也颇为规律。 这一天清晨，＂常石谷＂依照惯例早早起床。他刚推开洗脸间的门，还未来得及拧开水龙头。忽然，从洗脸间明亮的镜子里，他看到一个人影闪过。在这生死攸关的瞬间，他本能地转身，但为时已晚。＂砰砰砰＂的枪声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刺耳，三颗子弹精准地击中了目标。这位＂常石谷＂先生，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汉奸张敬尧，重重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枪声惊动了整个酒店。当酒店经理带人赶到案发现场时，发现房间内已经空无一人，只留下了一具尸体。经过警方确认，死者正是化名＂常石谷＂的张敬尧。案发后不久，国民党方面便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声明。 声明指出，汉奸张敬尧潜入北平从事叛国活动，已被国民党锄奸队击毙。这则消息在北平城内引起轩然大波。有知情人透露，行凶者是经过精心策划才得手的。他们选择在清晨动手，正是因为这个时间段酒店内人员活动最少，且张敬尧防备最松懈。
张敬尧初到湘时，驻守的第七师与第三师战斗力相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七师的士兵逐渐养尊处优，缺乏实战能力，甚至常常在战时恐慌失措。一天，长沙南门外银盆岭的土匪袭击了该地区，抢掠一番，枪声四起。第七师驻防军官在接到警报后，误以为是南军的进攻，惊慌失措，纷纷四散逃窜。 此时的张敬尧正在吸烟，接到电话后急忙坐上一辆小轿车，逃至湘汉间的日本商船上避难。翌日，全城才知道此次骚乱原来是土匪所为，张敬尧返回督署后表示：“既然是土匪，怎么能把他们误报为南军呢？” 张敬尧上任湖南督军后，行为愈加让人诟病。他不但贪婪，横征暴敛，还为了一己私利设下种种苛刻的规定。长沙城内凡有死亡者，必须报告督军署，并由专人监督丧事的处理，死者的尸体也不得随便出城，必须支付一元印花税才能安葬。此举引发了许多百姓的不满，甚至有丧家因未及时报告被守城兵士阻止，直至打开棺材检查，最后还被罚款。这种不近人情的行为让长沙人民对他充满怨恨。 1920年，吴佩孚请求张敬尧派兵接管衡阳防务。尽管张敬尧的部队规模庞大，然而他的军队并不以打仗为本，许多人都是为了谋取私利而从军。一旦面临实战，很多军官选择带着家人和财物逃跑。经过短短两天的反击，湘军迅速占领了衡阳，张敬尧的部队如纸老虎般迅速溃败。 6月11日，他仓皇逃离湖南，结束了自己在湖南两年零三个月的统治。段祺瑞最终无法忍受张敬尧的无能，命令将他罢免，指派湖北督军王占元接管他的残部。尽管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结束，但他依旧未能放弃权力欲望，尝试多次东山再起。1929年，他与张宗昌一起前往大连，勾结日本人，呼吁溥仪建立东北独立的伪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