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说：苏联把海参崴划过去了，占的地方太多了。 1963年至1964年，中苏边界问题再次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关系由于意识形态和领土争议而日渐紧张。1963年，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解决历史遗留的“不平等条约问题”，这些条约包括《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这些条约在19世纪由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在1964年的一次与日本社会党人士的会议中，毛泽东主席指出了一个长期被国际政治边缘化的问题——苏联对中国东北边界的占领。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贝加尔湖以东的广袤土地，这包括了海参崴、伯力及勘察加半岛等地区。当时的会谈环境是在北京的中南海，一处充满历史感的地点，这也使得讨论的话题显得更加沉重。 在毛主席与日本社会党人士的对话中，他利用了简洁而有力的语言，表达了对过去不平等条约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的坚定立场。他提到了一个世纪之前沙俄政府如何利用不平等条约，逐步侵占中国领土。这一直接而坚定的指控不仅仅是对苏联的历史行为的回顾，更是对现存不公正状况的公开挑战。 在场的日本代表们聆听着毛主席的发言，他们的表情从最初的好奇逐渐转变为深刻的关注。毛主席的话语中不仅包含着指责，也透露着一种坚决改变现状的决心。他强调，尽管中国愿意遵守这些历史条约来保证两国利益，但对于那些被强行夺取的领土，中国有权利要求重新协商。 随着毛主席的这番言论被日本的三家主流报纸广泛报道，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急剧上升。这些报纸通常在重要新闻事件上采取谨慎的报道态度，但毛主席的直率和问题的严重性使得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全球焦点。报道通过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使得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苏联对中国东北边界的控制是否合理。 苏联方面对毛主席的这些言论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们或许认为中国会在某种程度上容忍历史上的领土亏损，但现在毛的坚定表态清楚地表明，中国不会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这一态度的变化使得苏联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对待中苏边界问题的策略。 在紧接着的几个月里，苏联代表团在边界谈判中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开始更认真地考虑中国的立场，对于边界的具体走向展现出了更大的合作精神。特别是在讨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作为边界的提议时，苏联代表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这种态度的改变直接促进了对包括珍宝岛在内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的归属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毛主席的强硬立场显著加速了边界谈判的进程。在毛的直言不讳之后，苏联方面被迫重新考虑其立场，最终在1964年达成初步的边界协议，同意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将400多个争议岛屿划归中国。尽管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后来尝试否定这一谈判成果，但这一系列事件无疑加深了两国之间的疏远，也为后续的中俄边界谈判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北京的冬日里空气清冽，寒风中夹带着丝丝紧张气息。1964年的几轮密集谈判，被安排在位于北京郊外的一处官方会议中心，这里曾见证过多次重大国际会谈。会议室内，厚重的红木桌子两侧坐满了中苏两国的代表。 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上，坐着穿着整齐制服的官员，他们的表情严肃，眼神坚定。而对面，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则显得略显不安，面对着中国方面突如其来的坚决态度，他们的谈判策略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中苏边界的详细地图铺展在桌面上，每一个争议点都被仔细标注，岛屿、河流的每一曲折都可能成为谈判桌上争执的焦点。中国代表团的首席谈判代表，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阐述着中国对边界线的理解和要求。他指着地图上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详细解释了为何主航道中心线应成为公正的边界标志，这不仅符合国际法的常规处理方式，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而苏联代表团，在经过一番内部讨论后，开始逐渐放软了态度。他们的首席代表，一位中年男子，略带俄罗斯口音的普通话中透露出一丝无奈，他开始询问关于具体岛屿和水域的控制权的细节，表现出了在某些条件下妥协的可能性。 当协议文本被最终敲定，北京的天空似乎也为之一亮。这份协议不仅标志着珍宝岛及其他争议岛屿的归属问题得到了解决，更象征着中国在坚持主权和尊严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胜利。尽管这只是一个开始，而真正的和平与理解还需要更多年的努力，但1964年这一刻，是中苏边界谈判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对这份协议的反应复杂。虽然他们在表面上接受了协议的内容，但心中无疑对这一突然的变化感到不满和警惕。在随后的几年里，尽管赫鲁晓夫试图否定这一成果的价值，但他的努力并没有改变两国关系日益疏远的现实。这段经历不仅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段重要记忆，也是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