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代明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就是最常被提起的四个人。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后世最记得的就是他的“从谏如流”，其与“一代名相”魏征之间的君臣佳话更是广为流传。

然而，史书从来只说前半段，却很少谈及后半场。不少人或许就从未注意到，魏征死后不过一年，唐太宗李世民就一改此前对这位贞观名臣的宽容与善待，命人狠狠砸掉了他的墓碑。帝王的心思可以说是“说变就变”。

此时的李世民正在经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与早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他像是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唐太宗李世民和名相魏征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被视作古代贤君、直臣的典范。

魏征尚存于世时，李世民将其作为“镜子”，通过他知晓自己的“得失”。便是魏征说话太直白，得罪了他，他也不放在心上，只是就事论事，有错则改，因此得了一个“从谏如流”的美名，越来越多能人悍将愿意投奔他，为他效力，帮助他治理国家。

李世民从中“尝到好处”，自然更愿意经营自己的名声，愿意对魏征多有善待。

也因此，贞观十七年，也即公元643年魏征病重时，李世民甚至不顾君臣之别，亲自上门为其送药，后许下婚约，要将自己的爱女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长子魏叔玉，可以说是给了魏家极大的荣宠。

魏征不久后病死，李世民还召文武百官出城相送，后更是亲自为其刻书碑文，命人为其画作，置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第四位列。

只是，也是在这一年，不过半年之后，李世民就下令砸掉了魏征的墓碑。而他有这样一个行为，始于他对魏征的多疑。

魏征生前曾向李世民密谏，表示在他之后，有两个人最合适登上宰相之位，他们就是当时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李世民从谏如流，一度对这两人多加重用。

杜正伦被李世民任命为太子右庶子，作为当时太子李承乾的班底，辅佐其习文、参政。然而，当时李世民和李承乾父子、君臣之间关系紧张，杜正伦虽是跟随李承乾左右，背地里却是直接听从李世民号令，更要对李世民汇报。

太子李承乾或许也猜到了这一点，平日里行为更是乖张，杜正伦多次劝谏不成，反而出言“警告”要向李世民禀告，话语间更是说出这是李世民的暗中嘱咐。

李世民知晓后很是恼怒。为对杜正伦泄露密情作出惩罚，很快他就将杜正伦贬官外放。只是，处置了杜正伦，李世民也无法修复其与李承乾之间越来背离的关系，李世民进而迁怒起了将杜正伦引荐给自己的魏征。

不过这个时候李世民尚存一些理智，到底没对已经逝去的魏征出手。

魏征大力引荐的第二个人，原吏部尚书侯君集也在不久后惹出了一个大麻烦，这次精准地踩到了李世民的雷区，完全触动了李世民心中“多疑”的那一条线，涉事的众人就再难以逃脱被从重从严处置的命运。

侯君集惹出的“大麻烦”就是涉嫌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案。任何时期，太子妄图弑父篡位都是一个惊天大雷，世人虽会谴责太子“不敬君父”、“违背人伦”，却也会对皇帝生出猜疑，认为是皇帝作为君父不仁不慈，才会逼得原本能正常继位的太子不得不走上这条不归路。

更何况，李世民早年登基称帝本就充满争议，“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没有一天不在忧心世人说他“得位不正”，没有一天不在担心有后来者效仿他的行径。

此时爆发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无异于李世民多年的梦魇成了真。李世民为全父子情谊，不会杀了太子李承乾，却不会饶过牵扯到这场谋反案中的每一个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大臣。太子身边的侯君集就落得了一个尸首分离的糟糕下场。

魏征生前给李世民推荐的两个人都出了问题，且一个比一个更严重，李世民想要不迁怒魏征都很难。这个时候，史官褚遂良的上奏更是让李世民失去了对魏征的最后一丝善意。

褚遂良向李世民告密，言魏征生前曾将多次将其进谏的言论拿给他本人看，魏征有这样的行为，显然不是真的想要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而是单纯想要谋取名望，借劝谏皇帝之名为自己营造“直臣”的形象，好千古留名。

李世民听闻后越琢磨越是生气。他先是下令取消了原本应承的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叔玉的婚约，后还命人狠狠砸掉了魏征的墓碑，迎来了朝中和民间的诸多热议。

李世民下令砸碑时，正是其生命的倒数第六年。事实上，作为被后世传颂的千古一帝，李世民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可以说是越发多变。砸碑只是这期间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李世民喜爱吏部尚书唐俭，这在朝中并不是一个秘密。史书上更是记载有李世民“每食非俭至不餐”的字句，足见李世民对唐俭的看重和亲近。

只是，在李世民的最后十年，一次，李世民与唐俭下围棋发生了争执，本是君臣之间闲暇的一场游戏，李世民却大动肝火，坚信这是唐俭在驳斥自己的面子，盛怒之下作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撤销唐俭吏部尚书的职务，将其贬谪到了潭州，也即如今的湖南长沙当了一个地方官。

如此小事竟引发如此之严重的后果，一时之间，以往再是得李世民宽待的朝臣都不再敢与李世民亲近，生怕一时不察丢了前程甚至是性命。李世民的多变、善变也在此时显露无疑。

更让朝臣胆寒的是，将唐俭外放之后，李世民尤感到不满足。他甚至密令尉迟敬德暗中察访唐俭是否对自己的处置有怨言，准备借故再治唐俭的罪，力求将其处死。

好在尉迟敬德并非媚上的奸臣，他坚定地主持了公道，唐俭这才免于一死。

但就是这样，李世民也还不愿意将事情翻篇。此后，李世民从对唐俭的极度喜爱变为极度憎恨，每每与朝臣对话，还总是提及自己不愿再见唐俭，并坦言“见即欲杀”。

唐俭惹怒了大唐身份最高贵的人，此后无人再敢在明面上与其亲近，他及家人、族人的前程也就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李世民晚年的多变和昏庸，与其说是暴露了本性，不如说他是失去了平常心。

要知道，李世民是通过“玄武门之变”上位的，有手弑亲兄弟、威逼生父退位的“前科”。这样的他要比正常继位的皇帝更难得到世家大族、文人学子的尊重和推崇。后来他“从谏如流”、致力于经营贤良的声名，就是为了弥补自己之前名声上的缺陷，力图争取到更多的支持。

年轻时，李世民自认眼光、能力和手段无人能比，相信自己付出之后就能够取得一个好结果，也因此在对待朝臣时更具平常心，更具宽容心。

但到了晚年，年迈体衰之后，李世民疑心自己年富力盛的儿子，也疑心朝中牵连甚广的老臣，担心他们相互勾结，复制一场新的“玄武门之变”，也就在多疑之下失去了理智，作出了一些早年绝不会做的昏庸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