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6辑，《中国北方地区的家马引入与本土化历程》。作者不详。真知堂转载。为方便阅读，有删节。下面为第一部分。

从晚商时期开始，家马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遗址中大量出现，因此，晚商时期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家马起源的时间节点。如袁靖通过对考古学资料的全面梳理，认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家马起源于商代晚期”，并进一步推测，鉴于新石器时代马与人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而到了商代晚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家马，这可能与外来文化的传播有关”。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上述情况却揭示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晚商以前，北方地区确实存在为数不多的马，同时也揭示出北方地区并非野马的主要活动区域。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马是一种群居动物，会在适合自身生存的区域里成群出现，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北方地区，狩猎生计方式的产出尚属人们的重要生活来源。假设北方地区在当时适合野马生存，那么，人们势必会对野马进行大量捕获。因为，早在旧石器时代北方地区的人们已具备捕获野马的能力。

在山西北部的峙峪遗址中便有大量野马骨骼出土，但相比于表1和表2所列大部分考古遗址中出土动物骨骼的总量而言，各遗址中马骨的数量微乎其微。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当是：北方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晚商以前，并不是野马的主要活动区域。

气候考古学研究成果也能佐证，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晚商以前，北方地区不是野马主要活动区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与气候史上全新世大暖期的来临有着密切关系，施雅风等根据“全新世孢粉及其他古植物、古动物、古土壤、古湖泊、冰芯、考古、海岸带变化等多方面研究资料，推断中国全新世大暖期出现于8.5-3ka BP，延续达5.5ka”，虽然期间有多次剧烈的气候波动与寒冷事件，但总体上，北方地区处于气候温暖湿润，降水显著增加，植被比较繁茂的状态。

而野马却喜欢生活在气候干冷的草原生态环境之中，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晚商以前，北方地区不太可能出现大量野马。即便在相对偏西偏北的北方地带，出土的马骨遗存也如表2所示，极为少量。总之，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晚商以前，中国北方地区不是野马的主要活动区域，从而大大降低了先民们本土驯化野马为家马的可能性。

因此，既然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晚商以前，北方地区不是野马的主要活动区域，那么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发掘出土的明确鉴定为家马的资料，也不太可能是源于本土驯化的结果，而是源于域外引入。

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晚商以前，野马大量生活于欧亚草原地带，驯化野马为家马的人类行为也在欧亚草原地带有较为明显的迹象。在公元前3500—3000年的柏台遗址中，出土三十余万块动物骨骼，马骨占80%，Dorcas Brown等人认为，柏台先民将马主要用来食用、随葬、祭祀和骑乘等，且为数众多的马骨中至少存在一部分为家马。从而显示出马从野生种到驯化种的演化迹象与序列。

在公元前2000—1750年间，被认为是安德罗诺沃文化前身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的遗址中，“墓地中有些墓葬带有墓上建筑，有些墓有多个墓室，并葬有车马，墓中还有马、狗、牛和绵羊殉牲。墓中随葬品丰富，有陶器、石制和青铜制装饰品、武器和工具”。柏台遗址中所出马骨的属性虽至今仍有争论，但可以确证，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中存在被驯化的家马。

到公元前17—13世纪时，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欧亚草原逐渐兴起并向东扩张，以“发达的冶金业、轻型战车和大量驯养马匹的应用”为文化特色，并零星进入新疆地区，最终在公元前12—9世纪时强势进入新疆西部地区，却受到来自甘青地区与新疆本地两种文化因素的阻挡。由此揭示出，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地带在公元前12—9世纪存在接触的史实，但相互之间零星的交流或要早于这一时期。欧亚草原地带公元前3500年以来，存在驯化野马为家马的人类行为，家马伴随人群的流动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具有极大可能性。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国北方地区的家马可能是从欧亚草原引入的结果。

结合表1和表2所列材料与前文所论，本文认为，在陕西神木石峁、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与甘肃永靖大何庄等遗址中出现的家马，当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从域外引入的结果。基本可以肯定，晚商以前的中国北方地区，存在零散地从域外引入的家马。

根据中国北方地区和中亚草原地带的马骨遗存情况，结合马自身的生物性特征和气候考古的相关研究成果，基本可以判断，中国北方地区晚商以前已存在由域外引入的家马。但马骨在各遗址中出土动物骨骼的总量中微乎其微，揭示出新石器时代至晚商以前，中国北方地区总体上并不适宜马的生存，人们虽已识得家马，但只能与家马保持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

于商代气候的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商代晚期已进入全新世大暖期的最后阶段，气候开始向干冷化转变。

王晖等人通过对甲骨文资料和古文献记载进行双重互证，认为“商代后期气候出现了干旱化”，并引发周人东迁、商人南向发展、武王伐纣等一系列社会变动。

基于气候干冷化趋势造就的风土适应，中国北方地区成为马的适生区，家马开始大量出现，也为晚商以来的家马本土化进程提供了前提条件。《庄子·秋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形成两种不同的家马本土化路径：一种是中原地区以车马为典型代表的路径；一种是北方地带以骑乘为典型代表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