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在民族主义理论家霍布斯鲍姆笔下，19世纪中叶是“民族的春天”。
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背景从19世纪中叶民族主义的实践来看，此言不虚。
虽然拿破仑在欧洲的征服活动刺激了德国、意大利和俄国民族认同的出现，但是，民族主义事业在1815年还是一个很少有人问津的话题。
然而，在1830年前后的几年时间里，民族与民族主义话语已然今非昔比。
到19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人承认“民族”一词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尽管人们并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也许因为他们并不明白它的含义。
从19世纪中叶欧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来看，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启蒙思想家洛克和卢梭的主权思想。
作为民族主义核心思想之一，主权是民族拥有的一项权利，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自由、独立和自治的单位，应该对自己拥有充分的主权。
洛克将政务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上，在此基础上，卢梭将平等与自由思想融合到主权概念之中。
卢梭认为，在一个民族中，所有人都平等地享有为这个群体做出决定并使之合法化的主权权力，所以任何法律最终都源于公民个人的权威。
而这正是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和魅力所在，通过平等地分享政务权力，公民获得真的的自由。
19世纪中叶欧洲的民族主义1848年到19世纪七十年代欧洲政务的最大特点，就是“民族国家的创建”，民族扮演中心角色。
在这一阶段，将国际政务与国内政务交织在一起的力量，就是后世所称的“民族主义”，只是在19世纪中叶，人们将其称之为“民族原则”。
19世纪三十年代，“民族事业已经是羽翼丰满了”。
欧洲大陆即已开始出现自觉的民族主义运动，主要包括由马志尼创建和发起的“青年运动”，如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青年法兰西和出现较晚的青年爱尔兰。
这些改革运动标志着欧洲的改革运动碎裂成“民族的改革运动”。
不同的民族改革团体之间有着大致相同的政务纲领和策略，甚至有着大致相同的三色旗，并且设想建立一种可同时解放自身以及其他民族的兄弟会关系。
虽然三十年代的这些运动本身并不重要，但是从象征意义上看，它们确实极其重要的，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纷纷采用像“青年捷克人”、“青年土耳其人”、“青年爱尔兰人”这类标签，即可见一斑。
19世纪四十年代，“民族的春天”终于到来。
1848年初，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我们正睡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上，你们没看见大地正在抖动吗？一场改革的风暴已经刮起，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到来。”
此言既出，法国王朝被二月改革起义者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随之宣告成立，欧洲改革正式开启。
三月，改革的火焰燃至德意志西南部、巴伐利亚、柏林、维也纳，随后到达匈牙利和意大利。
短短数周，当今欧洲十余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区域，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幸免于垮台的命运，其他地区也经历大小不一的动荡。
霍布斯鲍姆将1848年的改革置于研究的特殊地位，因为它是“第一次潜在意义上的全球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世界改革的模范”，是“造反者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欧洲大陆上“唯一一场既影响先进地区，也影响落后地区的改革”。
1848年欧洲改革虽然不如世界近代史上其他诸多改革那样成功，但是“没有一场改革比这场改革传播得更快、更广。这场改革像野火春风一般越过边界、国界甚至海洋”。
这道改革之火自然地燃至深居欧洲最西端的爱尔兰，只是起义准备不足，仓促行事，迅速失败。
虽然1848年的改革失败，但是在此后的25年里，欧洲政务的主题，依然是追求民族独立的理想、实现民族原则的抱负。
这些理想后来得到一一实现，但是无论是法国、意大利、德意志、匈牙利还是罗马尼亚，几乎都是通过非改革手段。
但是在欧洲的最西边和最东南地区，民族的问题最为突出。
奥斯曼帝国爆发危机，保加利亚在70年代晚期获得独立，巴尔干人因此加速了巴尔干化。奥斯曼帝国在欧洲部分的版图从此需要重新划定。
奥地利帝国同样面临多个民族要求文化自治和政务自治的麻烦。
所以，1848年青年爱尔兰党人和十年之后跨大西洋世界的芬尼亚运动坚持以暴力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的改革目标，符合19世纪中叶欧洲民族主义的整体特点和发展趋势。
前文主要是从公民民族主义的角度对19世纪上叶欧洲民族主义的分析，缺少文化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的维度。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19世纪上叶欧洲民族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在知识分子的主导之下，基于浪漫主义精神，崇拜民间传说、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
19世纪早期欧洲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浪漫主义精神，这决定了法国大改革之后的欧洲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
所以，1798年到1870年间可谓是民族主义的自由阶段。
这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较为封闭的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精神超越了个人痛苦的自我怀疑，表现为无私地为更伟大的公共事业牺牲自己。
民族主义的迅速蔓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普遍使用的浪漫主义语言。
这种浪漫主义意味着对民间传说和“遥远而真实的过去”的崇拜，意味着包括作家、学生、律师、行政官员在内的知识分子，为何在早期民族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这些知识分子眼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进步的价值观，而且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反自由主义的国家就是反民族主义的国家。
并且，英国和法国才是避免改革、进行有效的自由改革的方式，他们证实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实在价值。
因而可以理解，为何19世纪中叶爱尔兰本土和流亡到美国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几乎一致性地以法国大改革和二月改革、法兰西共和国为蓝本，而非以美国改革、美利坚共和国为改革蓝本。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19世纪中叶，宗教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波兰和爱尔兰。
尤其是当民族主义发展为一种大众力量时，这种关系似乎比它作为少数人的意识形态和活动分子的社会运动时，更为密切。
宗教作为一种久经考验的方法，通过共同的实践和兄弟情谊，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原始民族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矛盾的软化剂。
但是宗教与民族意识、民族运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共处的。
现代民族主义通常在激进阶段将宗教视为一种可能挑战民族忠诚权威地位的威胁性力量，而世界性宗教当初的设计初衷就是掩盖族裔、语言和政务差异。
所以在现代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区域，世界性宗教的盛行限制了基于宗教的民族认同。
从狭义的族裔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即，当我们将“族裔”狭义地理解为生理意义上的“种族”时，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民族主义中似乎并不存在这种民族主义类型。
有学者认为，不仅是19世纪上叶的欧洲民族主义，而且是从民族主义的整体历史来看，这类民族主义都处在所有民族主义类型的边缘。
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即20世纪上半叶的纳粹分子、20世纪末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地民族主义者，才严格按照血缘和亲属关系定义民族。
民族构建主义理论代表性人物霍布斯鲍姆对这类民族主义最为嗤之以鼻。
他指出，这种民族主义几乎总是“以某种未指明的方式”与共同起源和血统联系在一起，所以，族裔民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明显的排他性。
此外，领土面积广大的民族国家基本上人口都很混杂，以至于无法宣称共属同一族裔。
所以，以基因方法研究族裔性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关键基础在于文化属性，而不是生物特性。
霍氏对狭义族裔民族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是他形成民族构建主义理论的重要根据。
但是霍布斯鲍姆对族裔民族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并不意味着他赞同前文述及的学者的看法，即几乎全然否定族裔、种族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关系。
在霍氏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毕竟不同种族在体格上的明显差异经常被用来做身份标记，强化“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区别，强化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
从霍氏对族裔、种族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关系的分析来看，他确实是从狭义的角度理解族裔，并有将族裔等同于种族的概念化倾向。
具体而言，第一，他认为，在现代民族主义时代之前，族裔与种族更多地被用来分隔社会阶层，而不是整个社会群体。
第二，他发现，这种“可见的族裔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视角，用于防御“他者”，而不是自己的群体，所以“种族刻板印象”、殖民者对全球黑人肤色差异的相对色盲等做法都是一种“基于对他者的选择性社会视角”。
第三，这种消极的民族主义几乎总是与原始民族主义无关。
总之，他的基本观点是在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最为明显的族裔差异所发挥的作用是很小的，很少存在族裔民族主义导致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先例。
根据霍氏对民族主义整体历史的分析进行推导，19世纪上半叶欧洲民族主义虽然几乎不存在以严格的种族为标准进行划定民族、发起民族主义运动的情况。
但是存在利用狭隘的种族认知对民族他者进行排他性识别的历史现象。
1848年青年爱尔兰党人发起的爱尔兰民族独立起义，融合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两场民族主义改革热潮。
但是青年爱尔兰党人并没有突破霍布斯鲍姆的观察与总结，即，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民族主义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心脏地区大多获得了改革胜利，但是在其周边地带，却未奏凯歌。
发起1848年起义的青年爱尔兰党人，便属此列。
诚如霍氏上文所言，“青年爱尔兰人”作为此后大西洋世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标签，作为散居于大西洋世界的爱尔兰人对民族英雄的敬称，而长期存在。
在这个“制造民族”的时代背景之下，19世纪中叶爱尔兰民族和美利坚民族的表现格外突出。
在19世纪中叶所有的民族的问题中，爱尔兰共和兄弟会领导的芬尼亚运动分外显眼。
它以激进的形式提出了民族的问题，数百万为饥荒所迫、因仇恨英国而移居美国的同胞，全力支持他们。
而在欧洲以外地区，民族的组建也明显展开。美国内战如果不是为了维护美国统一、反对分裂，又会是为了什么呢？它当然隶属于19世纪中叶大西洋世界“民族的春天”。
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传统“民族主义无疑是爱尔兰历史上最重要的力量。”几个世纪以来，民族主义运动为爱尔兰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背景。
从18世纪晚期现代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开始，民族主义几乎从未离开过爱尔兰人的政务舞台：18世纪末联合爱尔兰人运动、19世纪30年代奥康奈尔领导的天主教解放运动和废除联合运动、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爱尔兰人运动。
19世纪60年代的芬尼亚运动、19世纪80年代的地方自治运动、20世纪早期的新芬党、1920年前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和1968年之后的北爱尔兰问题等等，不一而足。
其中前面四场民族主义运动与芬尼亚兄弟会有着不同的历史关联和思想交叉，需要在此着重分析。
整体而言，19世纪爱尔兰民族主义历史的主要特点是共和民族主义传统登场。
自18世纪末以来，爱尔兰是英帝国世界中一个独特的殖民地。
即使在1829年通过天主教救济法之后，爱尔兰在政务上基本上不再是殖民地，但是在英国的控制下，它依然保留了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文化象征。
这种混杂的殖民地身份促使爱尔兰民族主义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传统。
共和派将爱尔兰殖民经济结构和文化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自十八世纪末到整个二十世纪，都坚定地推行以暴力手段发动民族改革、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这一共和主张。
而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议会或宪法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在芬尼亚运动之前，爱尔兰本土的民族主义运动基本上以共和派为主要力量。
联合爱尔兰人是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派的奠基人。
18世纪晚期爱尔兰境内出现的诸多政务俱乐部之一，其主要特点在于坚持“分离主义”理想，即，以武力手段建立平等、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
因而呼吁圣公会教徒、长老会教徒和天主教徒组成改革联盟，反击没有代表其合法权利的英国寡头政府。
受法国大改革的激发，都柏林圣公会年轻律师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这位被后世的芬尼亚兄弟会成员视为精神领袖的领导者。
撰写了名篇《以爱尔兰天主教徒之名进行的争论》，号召爱尔兰天主教徒团结一致，以暴力方式反抗英国。
从此他正式领导这一激进社团。该组织试图游说爱尔兰民众支持彻底改革英国的统治，至少在宗教上实现平等主义理想。
于是，他们大加利用印刷文字传播改革思想，建立当时爱尔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北方之星》。
托恩和联合爱尔兰人所倡导的宗教平等主义思想、共和分离主义思想和建立民族报纸的民族主义实践方式，都在半个世纪之后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组织中，得到了较为完整地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