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人类社会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往往扮演着大宗原材料出口国的角色，这使其贸易条件容易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较大影响。大宗商品的繁荣周期固然可以改善原材料出口国的贸易条件，提升短期的经济增速，但从长期看，或对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较为深远的负面影响。同时，大宗商品的高波动性会导致原材料出口国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大于工业国，可能长期抑制原材料出口国的经济增长，不利于经济结构优化。

　　第一，在大宗商品的繁荣周期中，原材料出口国的贸易条件虽然得到改善，但是原材料出口国却面临去工业化的压力。因为不断改善的贸易条件对原材料行业形成激励，同时也意味着进口制成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对原材料出口国的制造业形成压力，使该国难以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相反，作为贸易对手的工业国在大宗商品涨价的压力下通过规模效应和技术创新降本增效，可以进一步扩 大在原材料出口国的市场份额。

　　 第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加剧原材料出口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提升了资源租金，这将鼓励社会中的寻租行为，惩罚技术创新和风险承担，从而削弱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一国容易催生出抑制经济增长的机制，导致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慢。比如由于新大陆金银资源的输入，17世纪西班牙也可视作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其经济增长慢于资源贫乏的荷兰，19世纪和20世纪的日本与瑞士等资源贫乏国的经济增长领先于俄罗斯等资源丰富的经济体。

　　第三，贸易条件的高波动性对原材料出口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般来说，大宗商品比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波动性更大。原材料出口国贸易条件的分子端主要是出口商品，而且往往特定种类原材料的出口集中度较高，难以分散价格风险，分母端则主要是广泛的进口制成品和服务，这使原材料出口国的贸易条件天生就具备更高的波动性。 贸易条件的高波动性会导致对固定资产、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更低的投资；同时，在价格波动性大的经济体中，经济主体倾向于进行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从而压制长期经济增速。

　　比如对于家庭来说，面对收人的高不确定性，通常会寻找更低风险、更低回报的经济活动来养家糊口，并且提高储蕃、降低投资、对健康和教育投资的缩减最终还会影响到下一代和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于政府来说，原材料出口国对于进出口税收的依赖度较高，如1820-1890年11个拉丁美洲国家关税占其总收入的平均份额高达58%。贸易条件的高波动性导致其财政收入高波动，同时也很难在国际上取得信贷帮助，使其很难确保基础设施、教育等方面公共投资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容易受到贵资源诅咒的负面影响，而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大宗原材料领域的合作，可以通过双方产业比较优势的互补实现共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升社会福利，降低贸易条件波动性，破解资源诅咒。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于1965年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测理论，通过对六大地区及四大部门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第一，燃料部门。横向对比来看，西亚、中亚在出口燃料方面比较优势显著，主要以西亚的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中亚的土库曼斯坦，以及非洲的尼日利亚等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为代表。纵向变化来看，东南亚、西亚，西亚的卡塔尔为代表。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燃料部门的RCA呈现先升后降态势，中亚则呈现先降后升态势。中国燃料部门RCA仅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1，即相较于全球平均水平具备比较优势，但到20世纪90年代就已低于0.5，且至今呈现逐年下滑趋势。

　　第二，矿石和金属部门。横向对比来看，非洲、拉丁美洲、中亚在出口矿石和金属方面比较优势显著，主要以非洲的刚果(金)、儿内亚，拉丁美洲的智利，以及中亚的塔吉克斯坦等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为代表。纵向变化来看，东南亚、欧洲、中亚矿石和金属部门的RCA呈现下降趋势，主要以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欧洲的俄罗斯、波兰，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 为代表。非洲、拉丁美洲、西亚矿石和金属部门的RCA呈现先升后降态势。中国矿石和金属的RCA一直低于1，即相较于全球平均水平不具备比较优势，且呈现逐年下滑趋势。

　　 第三，农业原材料部门。横向对比来看，中亚、东南亚在出口农业原材料方面比较优势显著，主要以中亚的蒙古、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农业资源丰富的地区为代表。纵向变化来看.欧洲农业原材料部门的RCA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拉丁美洲、中亚处于小幅波动状态，东南亚、非洲、西亚呈现先升后降态势。中国农业原材料的RCA仅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1，即相较于全球平均水平具备比较优势，但到20世纪90年代即降至1以下，至今呈现逐年下滑趋势。

　　第四，产成品部门。横向对比来看，仅中国在产成品出口上具备比较优势。纵向变化来看，东南亚、西亚产成品部门的RCA呈现上升趋势，非洲维持窄幅波动，中亚呈现先降后升态势，拉丁美洲、欧洲呈现先升后降态势。中国产成品的RCA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高于1，即相较于全球平均水平具备比较优势，但以2013年为分水岭，呈现先升后降态势。

　　从目前六大地区产成品部门的RCA来看，东南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产成品部门RCA是最接近1的，且近年来呈现逐步上升态势，体现出从以上游原材料为主的经济结构向中下游制造业转型的潜力。从具体国家来看，东南亚的越南、非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拉丁美洲的墨西哥，欧洲的波兰，西亚的以色列，产成品出口RCA已经连续多年超过1，即相较于全球平均水平具备比较优势。另外，东南亚的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目前的产成品出口RCA虽然未达到1，但呈现增长态势，具备向中下游延伸发展制造业的潜力。

　　值得关注的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在原材料和产成品部门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呈现出一些重要特征。 主要表现在：

　　一是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在原材料部门的比较优势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中亚和欧洲的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其次是东南亚和中国，非洲、拉丁美洲和西亚的下降趋势较弱，拉丁美洲的燃料部门、西亚的矿石和金属部门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

　　二是相比于20世纪90年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在产成品部门的比较优势变化幅度总体小于原材料部门，其中东南亚和中国的产成品部门比较优势显著上升，西亚次之；拉丁美洲、非洲、欧洲和中亚的产成品部门比较优势有所下降。

　　三是从过去30年的变化可以看出，东南亚原材料部门比较优势下降，产成品部门比较优势上升最为显著，中国、西亚次之，这可能源手以上国家和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取得了积极效果，面非洲、拉丁美洲、中亚、欧洲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原材料和产成品部门比较优势均在下降。

　　总结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燃料、矿石和金属以及农业原材料三大原材料部门的比较优势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依然顾为显著，产成品部门普遍不具备比较优势，甚至诸如拉丁美洲、非洲、中亚、欧洲等地区的共建“一带路”国家的产成品比较优势还在下降。而中国在产成品部门具备稳定的比较优势，但在原材料部门不具备比较优势，且该比较优势正在日益下降。

　　可以说，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大宗原材料领域的产业比较优势互补性强，具备合作共赢的坚实基础。中国可以凭借自身成熟的制造业基础和维厚的海外工程能力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从主要依靠上游原材料生产，逐步向中下游治炼加工制造延伸，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减弱宽易条件波动性，有望破解长久以来困扰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诅咒。

　　 在原材料保供和产能转移方面，大宗原材料领域的“一带一路”合作，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资源诅咒的破解之策，也是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大变局下，化解中国大宗原材料供应风险、推动治炼深加工产能向海外转移的重大机遇。 从上游原材料角度看，作为制造业大国，大宗原材料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稳定，但是近年来关键原材料的供应保障风险日益凸显。

　　一是、中国大部分原材料对外依存度偏高。本文的测算表明，2022年，除了稀土、锋等少数中国的优势资源外，绝大多数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均高于50%，尤其是棕桐油 （108%）、销（100%）、镍（98%）、大豆(85%）对外依存度高。

　　二是、海外进口集中度偏高，国内产业的议价能力偏低。本文对关键大宗商品的海外进口CRS(业务规模前五名所占的市场份额）进行测算，结果表明，2022年中国对外依存度高的品类除了镍、钻等少数品种，其他高对外依存度的大宗商品海外进口CRS基本在50%以上，甚至铝、锂、棕桐油的进口CR5接近100%。

　　三是、中国关键大宗商品的本土供应在全球范围内的成本竞争力较弱。除了镍、锋等少数品类外，大多品类中国本土资源的成本基本位于50%分位线以上，成本劣势较为明显。比如2022年中国铁矿石CFR（Cost and Freight,成本加运费）现金成本为73.8美元/千吨，约为澳大利亚、巴西铁矿石现金成本的2.2倍，位于全球铁矿石成本曲线右侧。

　　 从中游冶炼加工角度看，中国产能的全球占比较高，向海外产能转移的压力正在加剧。传统金属方面，2022年中国铝土矿、铁矿石、锌、锡等中游冶炼产能占全球比例较高，分别为61%、55%、49%、48%。新能源金属方面，2022年中国稀土、锂、锑、钻等中游冶炼产能占全球比例较高，分别为94%、76%、71%、63%。中国油气和农产品的冶炼和加工产能占全球比例相对较低，石油高粱、棕桐油、大麦的占比分别为20%、13%、9%、7%。

　　 可以看出，中游冶炼加工产能占比较高，固然和中国制造业的初级工业原料需求相关，但过高的占比会导致诸如国内资源快速透支、原料成本偏高、环保风险加剧等问题。2022年，传统金属方面，铝、铁矿石等品种的加工产品表现为净出口，分别为8%、6%；新能源金属方面，锂、钻、镍等品种的加工治炼产品净出口占国内产量比例较高，分别为35%、17%，一定程度上具有向海外转移产能的压力和动力；而油气和农产品等加工产品主要表现为净进口。

　　值得重视的是，在当前逆全球化背景下，资源国民族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加速全球市场分割，贸易摩擦升级，导致中国的上游原材料供应风险进一步加剧，中游治炼加工产能在资源国本地配置的必要性进一步提升。这在新能源金属领域尤为凸显，比如锂行业，在中国锂冶炼产量占比(64%)本就超过国内需求占比(51%)的情况下，2022年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推出、加拿大安全审查趋严等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锂治炼的原料保障风险。

　　比如镍行业，2014年1月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全面禁止镍矿和铝土矿的出口，虽然2017年1月宜布放宽矿石出口禁令，允许1.7%以上品位镍矿出口并实施配额管理制度，但在2020年1月又再次启动全面禁止镍矿出口政策，意在吸引全球产业资本流入，构建本地化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这使中国锂电产业链向印度尼西亚本土投建动力电池材料产能成为重要趋势。

　　大宗原材料领域的“一带一路”合作，是化解中国大宗原材料供应风险、推动冶炼深加工产能向海外转移的重要机遇。

　　一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资源丰富，与中国制造业对原材料的需求互补性强。从储量角度看，包含中国在内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大宗商品矿产的储量占比为20%-98%，平均值为51%， 不包含中国在内的大宗商品储量占比平均值为36%。从矿产量角度看，包含中国在内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大宗商品矿产量在全球的占比为17%~95%平均值为58%，不包含中国在内的大宗商品矿产量在全球的占比平均值为329%。

　　 二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资源禀赋优质，能源和矿产品的成本优势显著。相关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和阿联酋是全球石油开采成本最低的地区，卡塔尔天然气成本最低，刚果(金)、秘鲁的铜矿生产C1成本(现金生产成本分别位于10%-15%、15%-30%分位，印度尼西亚电解铝生产CI成本在全球前50%分位线以内，俄罗斯、白俄罗斯钾矿生产成本较低，刚果(金)、印度尼西亚在钻矿生产成本上具备优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镍矿生产成本较低。

　　三是，中国大宗原材料冶炼加工产能的海外转移，不仅是化解中国自身原材料供应风险的应对之策，更是顺应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进本国工业化、提升产业附加值的合理政策诉求，提升双方社会福利的共赢之路。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FDI的流入角度看，中国FDI流量占当年引人FDI总流量的比例星现稳步上升趋势，在3%-6%之间，平均占比为4%左右。随着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融合和外交关系进一步深化，中国大宗原材料行业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值得期待。

　　大宗原材料行业的“一带一路”合作，不仅在供应侧将中国的基建实力、生产经验、市场规模与东盟的人口红利、中东和非洲的自然资源等进行优势互补，面且随着新的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形成，“一带一路”合作还有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工业化加速和人均GDP改善，从而从需求侧开启一轮以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为主要引掌的超级周期。

　　产业链在共建“一带路”国家内部重构的空间较大，或将带来较大的大宗商品需求冲击。对比发达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大宗商品消耗量存在较大增长潜力。从当前水平来看，2019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化石能源、金属和非金属矿物的年人均消耗量仅为发达国家的18%、21%和125%。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历年的消耗量大体处于发达国家历史数据拟合线以下，说明即便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当前的水平与发达国家人均GDP历史相似时期对比，也存在较大差距。事实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2019年在化石能源金属和非金属上的人均消耗量仅是发达国家1970年水平的25%、37%和30%。

　　 为把握产业链重构下的发展机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推出促进工业化的产业政策。例如，沙特阿拉伯政府制定的国家工业战略，计划投资1万亿里亚尔(约合1.92万亿元人民币)推进经济多元化，在2030年实现工业产值翻一番。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2015-2035年国家工业发展总体规划，希望在2035年将工业部门对GDP的贡献提高至30%。越南、马来西亚、埃塞俄比变等一些主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也都提出了类似的发展纲要。

　　“要想富，先修路”，工业发展的先行条件之一是基建质量的提升。而从当前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均基建投资相对较少，基建质量有提升空间。 虽然从长期来看，基建投资和新产能的建设将是弥补全球供给缺口的重要途径但鉴于基建和生产设备的建设需要一定时间，在建设初期，基建投资的需求较大，而新产能的供给能力较小，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或将成为全球实物资产的“净消费者”，由此带来的实物资产需求缺口，将是推升新超级周期的重要因素。

　　 根据测算，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基建投资缺口平均为2021年GDP的4.55%(相当于每年投资增长3310亿美元)，其中电力与交通运输方面的缺口较大(分别占2021年GDP的1.47%和1.81%。在交通运输领域内部，陆路交通的缺口较大，特别是公路缺口，说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内部市场的沟通尚需提升。分国家来看，巴基斯坦的基建投资缺口/GDP比例最高(9.04%)，特别是电力缺口达到GDP的3.14%，亦为各国最高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稍好的土耳其、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基建投资缺口相对较小。这些基建缺口，特别是关键国家的电力、交通领域缺口，是产业链重构需克服的短板，补缺口过程所创造的实物资产需求，将是新超级周期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