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代是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的鼎盛时期。

正是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为宋朝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才使得宋朝在疆土面积比前代狭小的情况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也使得宋朝在“冗兵、冗官、冗费”、财政开支巨大的情况下保持了基本财政平衡；更使得宋朝在外部强蕃林立、外患频繁的情况下，能够勉力维持三百多年的国祚，并创造了“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奇迹。

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取得了哪些成就？又造成了哪些影响？

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是国际需求以及宋代的国内生产、航海技术、重商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国际需求端来看，当时的亚、欧各洲基本上都处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亚洲地区，当时宋朝的经济要远高于周边国家，周边各国都仰慕宋朝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很想与宋朝保持友好的经济往来。

在欧州地区，中南欧的拜占庭帝国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而西欧地区的经济也开始复苏，沿海一些城市形成了较大的贸易区和经济同盟；这些富裕起来的欧洲人更加向往来自东方的奢侈品，渴望与宋朝进行贸易往来。这就为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从国内供给端来看，当时的宋朝在农业和手工业等领域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农业方面，生产率持续提高，经济作物得到普遍种植；在手工业方面，宋朝手工业的技术、种类和产量都比前代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够为海外贸易的开展提供丰富的商品。

从技术上看，宋代造船与航海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早在北宋时期，当时的造船技术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唐代，在东京汴梁、温州、泉州和明州等地都出现了规模相当大的造船厂，每年制造的漕运商船多达数千艘。

宋室南迁以后，船舶制造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据南宋时期的文献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由此可见，当时的航海船舶体积是非常惊人的，构造也是非常坚固的。

除了大和坚固之外，两宋的海船还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帆和航海罗盘，既保证了航海效率，又保证了航海安全，这就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工具保障。

从政策上看，宋代的重商政策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支持。宋代的领土面积要比唐代小很多，因此农田赋税也要比唐代少。但宋朝政府的经济负担却要比唐代重很多，不但要向邻邦“进贡”金银布帛，还要支付军队和宫廷的庞大开支。为了开源，宋朝就把商业提高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积极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

在贸易方面，由于西北地区辽、金和西夏的崛起，使得原来繁荣的陆上“丝绸之路”基本被阻塞，所以宋朝不得不通过海外贸易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

为了鼓励海外贸易的发展，宋朝专门设立了市舶司，来管理海外贸易，并先后采取减少禁榷物品、降低商船税率、奖励有为海商等措施。

宋代海外贸易兴起后，在商品品类、贸易范围、政府收入等方面都呈现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特点。

从商品品类上看，宋代与前代相比，不但出口的商品种类繁多，进口的商品类型多样。

从出口商品上看，宋代向外输出的既有陶瓷、漆器、丝绸、金属制品这样的手工业品，还有茶叶、药材这样的特色农产品，更有书籍、绘画这样的艺术品。宋代出口的这些商品，极大丰富和美化了进口国人民的生活。

从进口商品上看，北宋从海外引进的货物既包括象牙、犀角、珍珠、玛瑙、琉璃等珍宝，也包括沉香、乳香、肉豆蔻、鹿茸、麝香、茯苓等香药，还包括松木、杉木、折扇等生活物品。由于进口量非常地大，这些进口品不再像前代一样，仅供统治者享用，而是广泛进入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

从贸易范围上看，北宋商船航海贸易的目的地除了高丽、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外，还有阿拉伯国家，更有遥远的非洲和欧洲国家。据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故临国与大食国相迩，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可达。……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这里所说的蓝里就是今天的苏门答腊一带，故邻国则是今天印度西南沿海地区，而大食则是北宋时期对阿拉伯地区的广泛称谓。

到南宋时期，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据《诸蕃志》记载，中国商船曾先后到达过勿斯里（埃及）、芦眉（小亚细亚半岛）、斯加里野（意大利西西里岛）、木兰皮（西班牙南部）、茶弼沙（西北非摩洛哥）、默伽猎（北非阿尔及利亚）和毗喏耶（北非突尼斯至利比亚一带）等地。

东起高丽、日本，南到东南亚海岛区域，西至红海、东非沿岸和地中海沿岸，都留下了宋代海商从事海外贸易的痕迹。从政府收入上看，早在北宋时期，政府每年的市舶收入就达到了几十万缗，超过了唐朝的最高水平。按《宋史·食货志》的记载，仅绍兴六年，泉州的一个海商就“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远远超过了北宋全年的市舶收入。

以致宋高宗赵构自己都得意洋洋地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

宋朝海外贸易的繁荣，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宋朝的经济格局、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

从经济格局上看，在宋朝以前，由于北方战乱不断，就有大量的北方人口持续南迁，从而使得经济重心不断向南移动，有土地肥沃之利的扬州、苏州、湖州、杭州等江南城市率先崛起。但随着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经济重心又开始向东南部沿海移动，使得广州、泉州、温州、秀州、明州等城市后来居上，成为宋朝的经济重镇。

与早先开发的江南城市相比，这些沿海城市本身的资源条件并不好，大多都山多地少，土地贫瘠，还会经常受到台风等灾害的袭击，但正是由于它们有港口之利，便于商品出口，所以在海外贸易繁荣的大背景下迅速崛起，从而彻底改变了宋代的经济发展格局。

从人口结构上看，随着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大批农民开始脱离农业，专职从事与海外贸易有关的行业；或改事手工业，为海外贸易制造商品；或改变种植结构，生产经济作物，这使得宋朝的非农业人口“坊郭户”迅速增加，成为宋代社会结构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著名宋史学家漆侠先生曾估计，宋朝时，全国非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2%，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海外贸易的贡献。

从社会价值观上看，秦汉以来，儒家一直崇尚“士农工商”的观念，提出“农本工商末”的思想，轻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甚至以经商和从事手工业为耻。随着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商业和手工业的地位日益重要，宋人开始冲破“农本位”的束缚，认识到“行商坐贾，通货殖财”的商业和手工业不再是末业。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就曾指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

随着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到南宋时，社会价值观出现进一步变革。当时的著名学者陈首卿提出：“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手工业者和商人被提高到了和士大夫、农耕者一样的位置，反映了宋代社会价值取向的嬗变。

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是宋朝政府利用国际大环境，凭借航海技术，突破辽、西夏、金的封锁，积极出口国内生产剩余，以增加财政收入的主动之举。

它在贸易种类、贸易范围等方面都比前代有了很大的突破，使得贸易收入急剧增加，从而有效解决了宋朝的财源不足的问题。

与此同时，宋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还改变宋朝的经济格局、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为“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基于此，很多学者才会认为，宋是“现代的拂晓”。

参考文献：

《宋史》

《梦粱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