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阴谋实施事变之后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史称“九・一八事变”。事变爆发后举国震惊，各阶层的反日抗日情绪也被调动起来。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东北完全沦陷，关东军之后建立了臭名昭著的伪“满洲国”，“沈阳”在“东北易帜”后三年又改回为“奉天”，苟延残喘的清废帝溥仪又做起了他的春秋大梦。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以日本关东军的特务为幕后推手，他们正躲在阴暗角落里一步步谋划着离间、分裂从而侵略、占领，他们的目标是从沈阳为突破口到东三省、热河以及察哈尔，再到整个华北。与此同时，当时的远东第一都市被誉为“东方巴黎”远东经济中心上海也被日本纳入了其另一路准备蚕食的目标……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0日，日本驻华公使陆军武官辅助官即上海特务机关长大特务田中隆吉收到了关东军的将领也是 “九・一八事变” 策划发动者之一的特务头目板垣征四郎电报，电报中要求田中隆吉“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让出东北主权只是将日本罪行上诉“国联”，而“国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日本此次计划也是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同时，田中隆吉还收到了板垣征四郎的两万日元酬劳费。

大特务田中隆吉是“皇姑屯事件”炸死奉军首领张作霖的始作俑者之一，在“二战”结束后盟国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中，这位田中隆吉因反咬昔日同僚遭到所有战犯们的鄙视而驰名。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务流氓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10月来到中国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和自己臭味相投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厮混在一起，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此二人已经成为了情人。而这个同样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川岛芳子，虽有一个日本名字，但她却是中国人，还是个如假包换的满清皇室，她本名爱新觉罗・显玗，汉名金碧辉，她是清末“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的第十四女，显玗六岁那年被阿玛过继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后来被培养成为一名间谍。

接到要求挑起事端的命令后，川岛芳子便说：“在上海挑起事端，我想不是件困难的事，所谓挑起事端莫过于制造中日双方的流血事件，如果能死几个人，效果就更好了。”于是，川岛芳子和她的姘头田中隆吉开始策划在上海的阴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18日晚，上海市东北方的马玉山路（现双阳路）上几个和尚敲着扁鼓同时贼眉鼠眼地四处观察着，他们的行踪很是奇怪。当这几名形迹可疑的怪僧走到位于这条路上的三友实业毛巾厂时厂里的工人们发现了他们，将他们拦下后经交涉才得知是几名日本和尚。与此同时，又有另一帮工人赶了过来，他们不由分说地对和尚们拳脚施加直到几个和尚重伤倒地，然后这帮后来的工人便仓惶逃窜消失在夜色当中。

其实，这一切的都是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的诡计。和尚是来此地敲鼓念经是预先设计的，后来滋事打人的工人是假的。三友实业毛巾厂的工人们正中了日寇的诡计，日寇计划借口以日本“日莲宗派”的僧日和信徒被中国工人打伤为由，煽动右翼分子，向中国方面发难。至于后来打人流氓工人，这帮人则川岛芳子是收买的汉奸。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0日晚，川岛芳子策划并组织一群暴徒开始了对三友实业社工人们的报复行动，暴徒们火烧毛巾厂并打死了维持秩序的华人巡捕田润生等人，攻击死伤三十余人。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18日晚被流氓工人打伤的那五位日本和尚中名叫天崎居升和水上秀雄的两位伤势较为严重，而后者因伤势过重在24日不治身亡，史称“日僧事件”。24日当天下午，川岛芳子前往位于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团”总部，谎称水上秀雄是自己的亲戚，并给“居留民团”活动经费请“日本人居留民团”报仇。随后，“日本人居留民团”组成了“日本支那义勇军团”，后又由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他们计划在24日夜晚对三友实业公司采取报复行动。

与此同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接到了来自日本驻沪总领事提出的所谓“严惩殴打日僧的凶手并取缔抗日组织”的要求。而气焰嚣张的日本暴徒们同样以此作为借口来要求日本政府保护在华侨民的安全，他们在上海的吴淞路和北四川路组织了游行示威活动，并以此为借口进行打砸抢。日本政府也准备以此为借口，谋划挑起更大事端向国民政府施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7日，所谓的“日本人居留民团”这个军事色彩级浓的日本民间右翼的暴徒组织在上海的江湾路妙法寺组织集会，再一次以“吊故水上秀雄”为由寻衅滋事。事到如今，日本人准备在上海“搞点儿事”并按其计划“引起骚动”的狼子野心已然是路人皆知了，照形势发展中日间势必要爆发一次激烈的对峙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初，由日本的流氓特务田中隆吉和卖国间谍川岛芳子策划的“日僧事件”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日方报复行动爆发后，中日间此时关系陡然紧张，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蒋光鼐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晚，日本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下达命令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中国上海闸北地区。紧接着，在二十辆日本坦克掩护下日本海军路战队开始进攻上海闸北的国军驻地。此时驻防闸北地区的中国守军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蒋光鼐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军长蔡廷锴是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面对日寇的突然进攻，第十九路军奋勇抗击、不畏强敌入侵，震惊世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

28日当天，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四位国军高级将领签署了《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同志书》中号召：“四顾神舟、版图变色，皇皇五千年之花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而敌寇方面日本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在开战前就狂妄地叫嚣道：“上海一旦发生战事，四小时即可了事！”于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23：30，盐泽幸一命令军队向上海北火车站发起进攻，目的就是要首先切断中国军队的运输补给线，使中国军队不能持久作战。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30日，参与作战的日寇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让卖国间谍川岛芳子设法去中国方面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处了解中国军队的下一步动向，同时日寇海军开始炮轰中国守军阵地，登陆作战部队在装甲车开路和火炮支援以及空中轰炸掩护的优势下大举进犯，国军则在火力和兵力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奋勇抗击、毫不退缩，顶住了日寇的进攻。

时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8日，中国军队已经开始反击并重击日寇侵略军，获悉前线战况后，敌寇东京方面只得电令日寇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继续加大对上海吴淞战场的支援。我国军将士上下齐心、奋勇抗击，官兵们在装备水平远落后于敌人的情况之下仍然全力抵抗，前线的上海军民也组成了“义勇军”支援前线参战的国军，并为官兵们送去了作战物资。由国军的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税警团和教导团组成的第五军（张治中为总指挥）在16日也加入投入到“淞沪抗战”的前线，随后蒋介石又命令在江西“围剿”红军的国军第十八军（陈诚为总指挥）前往上海前线的后方浙江部分地区随时准备支援一线。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4日，从日本本土发兵的第十一师团和第十四师团抵达“淞沪抗战”前线，他们从日本前来支援进攻受挫的日寇，日寇军队气焰增长。3月2日，日寇偷袭并占领了位于上海西北方向江苏太仓的浏河，为避免腹背受敌而损失过大的国军决定暂退。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3日，“国联”决议下令中日双方停战，此时的日寇已经将上海西北部的南翔占领，国军部队已无优势可言。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5月5日，为了避免自身既得利益在上海受损，由欧美各国协调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双方协定各自军队撤回到各自战前所处防区，交战区划定为“非武装区”，中国由时任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郭泰祺为代表与时任日本驻中华民国大使重光葵和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等日方代表签字，由美、英、法与意驻华公使与代办见证。

从自导自演、贼喊捉贼的“日僧事件”，到蓄意攻击、企图侵略的“一・二八事变”，再到双方停战并签订协定，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卑鄙无耻的流氓伎俩，诡计多端的日寇在挑起“九・一八事变”和逐步炮制伪“满洲国”后自知将会遭到亚洲乃至世界的不耻与唾弃，于是为了转移公众视线而刻意制造了这些，然而中国军民识破了日本的阴谋诡计。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底的上海下着大雪，从事变爆发到双方停战的三十三个日夜里中国守军以热忱的抗日决心冒着严寒不惧强敌，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在上海树立了坚定的决心。

爱新觉罗・显玗

川岛芳子这个出卖祖国同胞的卖国贼、这个满清皇族残留在民国的余孽，她一心只想着复兴满蒙恢复皇权，她却忘了她是一个中国人。自以为聪明的她试图通过日本实现自己的事业，殊不知她也早已成为了日本人利用的工具。受日寇指使，她痴心妄想计划占领并控制中国乃至整个远东的经济中心上海，川岛芳子和自己的姘头田中隆吉在关东军高参板垣征四郎的指示下丧尽天良地出卖祖国。

“一・二八淞沪抗战”日本方面出兵七万余人，中国方面出兵五万余人，给上海造成了十四亿元的经济损失。虽然在国际势力的干预下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双方停止交火，但是居心叵测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是看出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消极抵抗一味依赖外部的柔软性，为日后准备制造更多的事端从而一步步蚕食中国埋下伏笔。“潜心”策划的“一・二八事变”被揭穿以及“淞沪抗战”没能达到既定目的后，日本方面对川岛芳子开始失去信心，川岛芳子灰溜溜地回到了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