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字声甫，一字均斋，号叔平，又号瓶生，晚号松禅老人，江苏常熟人，生于道光十年（1830年），卒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书法家、收藏家。他的一生跨越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深厚的学识，在科举、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翁同龢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翁心存是体仁阁大学士，家学渊源深厚。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懈怠，反而更加勤奋好学。四岁随祖母张太夫人回到家乡常熟后，即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全家避难于乡间，他也未曾放弃读书学习。从母亲与二位姐姐的启蒙教育开始，他阅读了《三字经》《千家诗》《幼学琼林》等童蒙读物，六岁进入私塾，接受“四书五经”及古文的开蒙教育，九岁又得到父亲的亲自教诲。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仅十四岁的翁同龢踏上了科举考试的道路，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中秀才，并随父进京，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起初，他在刑部担任七品小京官，但这并非他的终极目标。他利用一切时间温习功课、练习书法，刻苦攻读，终于在咸丰六年（1856）的殿试中，以一手好书法和出色的策论脱颖而出，考中状元，独占鳌头，成为家族中的荣耀。

翁同龢最为人所知的身份，莫过于他作为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朝帝师。1865年，他开始授读同治帝，以明代名臣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为教材，通过浅显易懂、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使同治帝对治国理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教授经典，还注重培养同治帝的文学素养，通过对对子等方式，使同治帝的诗艺日进。然而，同治帝的学业并未如他所愿持续进步，这成为了他教育生涯中的一大遗憾。

光绪元年（1875），四岁的光绪帝登基，翁同龢再次受命为帝师，直至光绪二十二年书房撤，他陪伴光绪帝度过了二十一年的时光。这一次，他吸取了教授同治帝的经验教训，更加注重因材施教、循循善诱，通过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激发了光绪帝的学习热情。他不仅教授圣贤书，还引入了魏源《海国图志》、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等著作，为光绪帝打开了了解世界、学习变法的窗口，为日后的维新变法埋下了伏笔。

翁同龢的仕途同样辉煌。他历任翰林院修撰、陕西学政、文渊阁校理、翰林院赞善、詹事府右赞善、右春坊右中允、右春坊右庶子、太仆寺卿、内阁学士、署理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其中任户部尚书最久，达十余年。他在任期间，不仅整顿吏治、关注民生，还积极参与内政外交的决策，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甲午战争中，翁同龢坚决主战，被视为“帝党”的代表和晚清清流派中“后清流”的领袖。他主张加强海防、筹措军费、支持抗战将领，并努力推动变法图强。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他深感痛心，也促使他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起草了“定国是诏”，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尽管最终未能成功，但他的努力却为后来的改革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除了在政治上的卓越成就外，翁同龢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宗法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兼学米芾、苏轼等大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清代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评价其书法为“同治、光绪间，推为天下第一”。他的书法作品传世众多，如《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稿》等，不仅展现了其深厚的书法功底和艺术造诣，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翁同龢的一生是奋斗与奉献的一生。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在科举、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