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多派修道院不仅是一个典型的土地占有者，同时还是一个有组织、有文化的农学家和模范田庄的管理者。”11世纪后，西欧的封建化基本完成，土地尽归封建主所有，出现了“没有无土地的领主，也没有无领主土地”的局面。

而大多的封建主习于战事，不擅长经营管理，也不作技术改进的努力，只是一味的加重对农奴的压榨，这样的管理方式使农奴们消极怠工，粗放耕作，缺乏创造力，因而劳动生产率很低。

但这一时期西多派修道院的庄园，却与其形成了鲜明对比,不仅承袭和推广了罗马时期先进的农耕技术，同时还进行了农业技术的革新和农业的集约化生产，被称为“科学种田的先导”

在承袭和传播罗马时期的农业技术方面，西多派修道院的贡献很大。

作为垦荒运动的排头兵，西多修道院通过拓荒垦殖运动，将文明和农业技术带到了西欧以前从未被开发的荒野之地。同时，“葡萄种植从南德意志推广到中德意志，最终遍及整个德意志。在整个推广的过程中，西多派修道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农业技术的传播，一般而言，它还是一个地区学习与教育的中心，并建有一些图书馆和手工技术学校。例如，“12世纪末，当时现存最大的图书馆位于克莱尔沃修道院。”此外，西多修道院还是一个地区先进技术的先行者。

“西多派修道院的庄园不仅较早实行三圃制，还将三圃制从高卢推广到欧洲北部和不列颠地区。”因此，但凡喜欢农业的人，都愿意向西多派修士请教，西多派修士也愿意教他们。

“12-13世纪西多派修院内聚集了许多农业专家与别种专门技术的工人，他们在前往芬兰传教的过程中，除传教之外还教授世人许多农业手工业技术。例如：开垦、种地、盖房、捕鱼各艺等。”

除了对罗马时期农业技术的继承和推广，西多派修道院还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对现有的农业技术进行改良和革新。就其耕作制度而言，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西多派修道院较早在自己的庄园内试行三圃制。

而“世俗封建主的庄园为了避免三圃制推行可能遇到收成减少的风险，以及实行二圃制的习惯，它们在新制度的推行方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反之，西多派修道院的田庄管理者，一般都具有文化知识，眼界也较为开阔，且有足够的土地可供实验。”

此外，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西多派修道院还特别重视生产工具的改良。11世纪西多派修道院在托运方面也取得了进步，尤其是使用了套用挽畜的方法。

在能够比较13世纪与伽洛林时代的每颗种子平均收成情况下，13世纪的优势更明显，尤其是像西多派修道院那样管理得当的地产上。在土壤辨别方面，西多派修道院也非常擅长。

“威尔士西多派修道院的修士，由于在垦荒过程中积累了关于化学和生态学方面的知识，几乎所有人都能辨别土壤的好坏。”西多派修道院由于协居团聚在一起，有共同的目的，努力合作。因此，它是一个典型的有资本有团体的组织。

它们所办的无论是农业还是别的事业规模都很大，非一般富人所能忘尘。为了获取优质的食物，他们还注重良种的培养，并建立了大规模的农事实验场和农业技术研究机构。

在1273年，一个叫杜博伦的修士建立了一间实验室，他们考察土性、挑选种子、探究如何灌溉的方法，后期甚至研究植物的生命、种子的萌芽、水果树的嫁接和异花交接法等。”

此外，“不列颠的西多派修士在牲畜配种和疾病防治方面，成就也很显著。”他们改进了养羊技术，并且将以前的拔羊毛变为剪羊毛，极大地提高了羊毛的经济效益。

英国西多派廷特恩修道院、多尔修道院、斯坦菲尔德修道院较早运用了剪羊毛技术，它们出产的羊毛质量很高，平均可以卖到28马克一包，远远高于普通羊毛的市场价7马克一包。

无论是在农牧技术继承和推广，还是在农牧技术改良和革新，西多派修道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难怪世人称其为“中世纪最精细的农学家”，到最后甚至将其神化。

当时人们常说西多派修士得到了天神的帮助，会行神迹。其中有个神话说修道士能使无水之地出水，能使不能结实的五谷有收成。

这种事例虽有夸张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修士对于农牧业这种学问特别在行，这些是一般世俗之人不能想象而知的。

“作为农业产品的大规模生产者和垄断经营者,”农业庄园系统是西多派修道院重要的生产生活组织。“它建立发展的过程通常是漫长而复杂的，一般都需要一系列的协商和交易的办理。尤其是那些在已经拥有广泛利益的地区，竭力扩张自己土地财富的修道团体。”

西多派庄园建立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使地貌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他们通过清除森林、排干沼泽等工作，将一些碎片化的财产融入庄园，重塑了地貌，使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修道院经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西多派农业庄园的建立，如同其成功开发利用土地一样，将分散的土地集中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的庄园。

西多派修道院的农庄，通常是一个分散的土地集合体,它们彼此之间不在一片连接的地带上，有的甚至相距若干里，且几乎每一块土地上都各有一个农村，农村的农田往往又是单独一块一块互相隔离的田地。

无独有偶，“在罗斯莫斯的库姆庄园，位于远离修道院80公里的地方，大约需要3天的行程。”为了有效地管理这些分散的庄园，西多派修道院往往采取在合适的地点建立一个新庄园，来协调这一地区的经济活动并监督其他庄园。

“位于埃尔郡的三个农庄，尽管地处偏远，但西多派美尔罗斯修道院却一直保有它们。原因就是他们能提供一些重要的资源。为了协调这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它建立了一个超大型的农庄。这个大型农庄在这个地区起了关键的作用，是这个地区非常有效率的管理者。”

随着西多派修道院的不断发展，它的流通资本和寺院资本也不断增加。为了降低修道院运输和管理成本，方便世俗修士在礼拜天或者一些宗教节日返回参加礼拜仪式。

西多派通过捐赠、兼并、购买等手段，尽量将这些农庄集聚在离修道院不超过一天行程，大概30公里的地方。

例如，“约克郡的修道院为了方便供给修道院的开销和处理一些应急事务，它购买了三个大的农庄，这三个农庄离修道院都很近。粮食谷物被要求运到粮仓，黄油以及乳酪被运到乳品厂。”

“截止到13世纪初期，伍斯特郡的西多派修道院已经在以35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建立了20个农庄。”西多派在经营和管理庄园方面，也是一个最精致的管家。就这一点而言，许多学者都达成了共识。

他们普遍认为：“作为经济业绩最显著的西多派修道院，它经济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其优秀的庄园管理能力。”例如，法国研究中世纪修道院方面的专家伯曼，他就认为：“西多派修道院有效的经营管理和高超的农业技艺，是南法地区农业产量普遍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多派修道院经营的每一个农庄，几乎都是一个模范的庄园。它们为周边的俗人树立了模范经营的榜样。“由俗家修道士管理的田庄和私有经济的领地制的发展普遍不同。由于他们制定了有目的和有盈余的收购财产政策，已经成为一种样板庄园。”

西多派农庄，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它不仅有精于管理的修道院院长，同时还有勤于劳动和长于农学的修士与世俗兄弟。他们之间分工明确，联系紧密，生产安排合理，是一种自愿的合同制经济关系。

有学者甚至将这种关系，描述成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前奏。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忽略了与西多会地产经营相关结构的重要性，我们将不能准备的描述西多会农庄这种自愿的、合同制的社会经济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将这些涉及控制、开发的农庄组织形式与封建主义相联系或者没有将自由、自愿、合同这种农庄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相联系，那么我们将不能正确的理解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区别。”

这种自愿的合同制经济关系，在西多派修道院的人事组织中得到了具体表现。在住持之下，通常会有一个院长和若干个具有专门性质的副院长。此外,还有一个专门负责管理寺院土地、动产和进款的总务长。

隶属于总务长的是会计员、地窖管理员、储藏所和作坊的监督员，以及司库专门负责查核进款账目的稽核员。同样，西多派农庄之间联系紧密，内部分工也较为明确。

他们会派专人严格监督自己的企业，每个修院对它所建立的新修院都负有监督之责，监督他们的纪律，稽核他们的账目。

“1352年，布赫修道院就将它位于阿米尔格斯威次的农田，作为中央的仓库和贸易站。这不仅有充当牧师兼经理的僧侣，同时还有一个厨师、一大群依附农、两个世俗兄弟（以及24匹耕马。”

在一个西多派修道院内，院长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要负责整个修道院总的经营管理。随着西多派修道院不断的介入世俗的经济活动，对院长的选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不仅要作为一个灵魂的拯救者，同时更重要的是，他还必须是一个眼光远大，熟练世故，判断灵敏的人。

基伯特·得·诺威就曾说道：“一个有效能的院长，通常在与别人进行交涉、办理法律案件时,会懂得如何来适应外界情况，尽量做到既客气又宽大。”因此，院长通常会对那些熟练世故的修士，更加偏爱有加。

这些修道院院长似乎爱好经济活动，甚于爱好沉思生活。他们对于好办事员的称赞，往往多于对那些优秀唱诗班僧侣的表扬。

此外，他们也很少赞许一个仅有一些学问，而不懂世俗事务知识的人。同样，当听到主教放弃照料灵魂事务而选择归隐时，他们也不会赞美这种行为。

除了老于世故，精明的院长，西多派修道院还有成批的世俗修士，来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效率，更加经济有效的运转这些农庄。

一些契约和法律原始文献说明，世俗修士不仅仅是劳动者，他们有时候还是薄记员和会计员，在修道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田庄规模的扩大以及农业的增产，与这些世俗修士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西多派修道院俨然就是一个“宗教性的生产型社会”。它既是农产品的大规模生产者，也是一个垄断经营者。

它在农业方面的成功，不仅仅得益于理性经营的院长、有“欧洲新犹太人”之称的普通修士和世俗修士，同时还有分工明确，联系紧密的管理模式。这一切都为西多派修道院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