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去世，卫士将他的东西用一块紫色的布包好送到医院，医生韩宗琦接过包袱一看，顿时大发雷霆。

布包里都是周总理的衣服，可是韩宗琦翻遍了，也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新衣服，都是一些打着补丁，领口袖口发黄泛白的，一看就是穿了很多年的。

在中国即使普通老百姓去世下葬也要穿新衣服，这是这么多年留下来的传统习俗，更何况是为国为民操劳了一辈子，人民无比敬爱的周总理呢？

“你们想什么呢？总理待你们不薄，为什么拿这样的衣服过来，不知道拿新衣服过来吗？”

卫士们有点愣神，他们按理说也是有一定级别的，否则也当不了国家总理的卫士，可是眼前这个医生竟然对自己大发雷霆。

原来，韩宗琦除了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口腔科主任，他还是周总理的私人保健医生。他的父母和周恩来邓颖超很早之前就认识，两家交往甚密。可以说，于公于私，韩宗琦都与周恩来关系不一般。

韩宗琦的母亲与邓颖超同样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亲密无间的好姐妹。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宗琦父母带着年幼的他去了重庆，父亲开了一家牙医店维持生计。

而此时周恩来邓颖超就住在附近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因为邓颖超与韩母的特殊关系，两家经常相互往来。韩宗琦父亲还义务做起了周恩来和其他首长的口腔保健工作。

年幼的韩宗琦见过周恩来多次，他每次都亲切的称呼周总理为“周伯伯”，并从“周伯伯”那里得到糖果、小玩具等。

建国后韩宗琦首先在天津某医院任职，后来因为工作关系调任北京医院口腔科工作。调到北京工作后，他便找到有关负责同志，自告奋勇担当起周恩来总理的医疗保健工作。

周恩来日夜操劳，身体也是每况愈下，韩宗琦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每次借医疗保健的机会，他总是会提醒“周伯伯”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多注意身体，下次保健的时间，以及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体检。

每次周恩来都是答应的好好的，可是工作一忙起来什么都忘了，甚至很多次固定的医疗保健时间也给忘了，韩宗琦交代的体检等更是抛在了九霄云外。

周恩来逝世后，韩宗琦痛不欲生，他主动担当起临终化妆师的责任，亲自为“周伯伯”更衣、化妆，进行火化前的准备工作。

韩宗琦发现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没有一件新衣服，便控制不住自己，向卫士们发起火来。

“宗琦,这个真不怪他们，总理这些年朴素惯了，从来不让我和下面人给他添置新衣服。他临终前专门嘱咐我，外事活动穿的外套不允许用，其他外交人员可以接着用。这几件衣服还是我精心选的最好的。”邓颖超解释道。

“你对总理的感情我很理解，也很感动，但人死不能复生，而且人马上火化了，穿什么都要烧掉的，没必要再纠结于这个问题了。更何况这也是遵从了总理的遗愿。”

听完邓颖超的话语，韩宗琦再次受到很大的震动，“周伯伯”“周妈妈”高尚的人格、博大的胸襟深深感染震撼了他，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再次热泪长流。

韩宗琦挑选了其中相对最新的一件衣服，小心翼翼地为周总理换上。韩宗琦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周总理精心化妆。

周总理晚年罹患了癌症，且是晚期，每天每夜生活在巨大的痛苦之中，由于后期的治疗，身体也是千疮百孔。

韩宗琦尽量让这个过程慢一些，一是可以让工作做得更精细一些，让周总理走的更加体面一些，另外一方面也是可以多陪伴周总理最后的时刻。半个多小时后，火化前准备工作即将告以尾声。

韩宗琦此时发现周总理左手上还是戴着他经常带的“上海牌”手表，这支手表陪同总理出访过多国，参加过多场重要会议和其他互动，是许多大事要事的见证者之一。

周总理历来简朴，这支手表一带就是几十年，表带修理过多次，工作人员好多次提议换表带或者直接更换手表，都被周总理拒绝了。

在征得邓颖超同意之后，韩宗琦小心翼翼将这只手表取下。本来周恩来换下来的衣服也要一同火化掉，但上面别着一支毛主席像章，那同样是他生前最喜欢的东西。韩宗琦也将这个像章取下，与手表一起交给了邓颖超。

韩宗琦立正，对着周恩来的遗体三鞠躬。在众人的哭声中，韩宗琦眼含热泪，将周恩来的遗体交给了火化师。韩宗琦无比敬爱的“周伯伯”从此将永别了。

邓颖超后来将周恩来生前使用的“上海牌”手表和毛主席像章捐赠给了国家。

现在，这两样珍贵的文物珍藏在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故居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睹物思人，无不被周恩来邓颖超高尚的精神深深感染。

参考资料：《周总理贴身卫士追忆总理的最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