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可以量化吗？

八条命去换一条命是不是值得？这是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引发争论过的话题。

但战争中没有值不值得，是任务就要执行，士兵只有在执行中寻找意义。

老兵潘法官给我讲过15个人去救一个人的故事。

期间，他几度哽咽讲不下去，这是他在援老作战中，经历牺牲人数最多、最惨烈的一次。

在他的讲述中，我脑海中出现的场景，是两个幸存的年轻战士，茫然望着浓烟滚滚的废墟，和自己死去的13个兄弟。

这一刻，巨大的悲伤也浸透了我。

1969年9月20日，我们完成援老抗美第二阶段的警卫任务，刚刚返回到孟赛驻守，连队里突然来了几位上级首长，找连长谈话。

他们在里面秘密谈了很久，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事而来。

过了不久，支队参谋长带了两位不认识的人过来找我问话，我不知道他们的级别。

他们先问我9月7日那天发生过什么，让我详细讲讲。

末了，他们问，“为什么只有你和蒙仁忠活下来了？”

这看似不经意的问题，深深刺痛了我。

一种难以抑制的悲痛挤压着我的胸口，是呀，15名战友，怎么就只剩下我俩了。

直到现在，我都无法接受这件事。经常做噩梦，梦里都是那天的场景。

1969年，是我们“硬骨头6班”随军参加援老抗美的第二年，我任6班副班长。

6班全称云南边防民族第1支队3营10连6班，12个人，有8个是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战士们很淳朴，从小玩猎枪军事技能很好，作战也是一流勇敢，就是没文化，有的还连汉话都说不清。

我才初中毕业，在连队里都算是能说会写的，班里把我吹捧得不得了。

尤其我还是毛主席家乡来的，大家更是羡慕极了。那是一个每天早上起床要喊毛主席万岁的年代。

我军事技能跟不上，班长张发顺说，不要怕，到时候上了战场，全班都会保护你的。

记得到了6月，连队接到新任务，要护送援老修公路的测绘专家，完成从孟赛至孟洪县，全程150多公里的踏勘任务。

测绘大队一共35人，再加上其他部队，近500来人。

人多目标就大，何况还要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一路勘探，这次的任务十分艰巨。

队伍刚刚出发，奇怪的情况出现了：

突然出现了许多美军的直升飞机，每天对我们进行侦查。就在离我们踏勘线路只有2000多米的山头上，直升飞机不断盘旋、降落，又升起。

对我们进行侦查倒是不奇怪，奇怪的是这次他们使用的居然是直升飞机，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更危险的。

直升机只能飞几千米，尤其当他们降落到一定距离的时候，我们直接用枪就能打下来。以往他们进行侦查，都是在8000多米的高空，用的是专门的高空侦察机。

这一次他们为何要如此犯险呢？

首长命令我们先按兵不动，以免暴露目标，派出特勤科去侦查。

一封接一封的加急电报，两天后搞清楚了，这些直升机的目标不是我们援老抗美部队。

当时的越南战争正处于高峰期，在我国高炮部队的援助下，越南已经成功击落美军飞机2707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83人，美军失踪军人多达970名。

在美国民众的游行示威下，美国空军组织了特遣队，准备营救美军被俘人员。这些冒险低飞的直升机，就是来侦查美军被俘人员的。

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军误认为，越南很可能会将俘虏的美军飞行员转移到老挝与越南交界处，由中国的援老抗美部队看守。

大家听说这个消息后，是既紧张又兴奋。

成了美军的假想目标，如果他们来偷袭，保卫测绘专家和首长的难度肯定会加大；兴奋的是，很有可能与美军真刀真枪地干一仗了。

接着电报又来了，说美国情报站已派出特工潜入我们踏勘的地区，务必保持警惕。

指挥部研究决定，要掌握主动权，搅乱敌人的视线。先派出两个侦察小组，深入前面的寨子了解敌情。

6班抽调出我和傣族战士岩恩。

在木卡寨，我们还真侦查到一个傣族青年，竟然接受敌特安排，准备沿途跟踪中国部队，好通风报信去领赏金。

为了隐蔽，我们把情报报告给了老挝解放军，由对方出面将这个眼线给五花大绑押走。

面对严峻的敌情，上级决定派出坦克33师12团3连高射机枪连秘密开进，在我连经过的60公里处森林里隐蔽，给来犯的敌机以狠狠打击。

一听说兄弟部队要来保护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连长让高机连的同志们放心去挖战壕、设阵地，子弹就由我连队负责扛运。

当时虽然已经修通了简易公路，但汽车还不能开。连队派出了两个排的兵力，从20多公里外，先将弹药扛到骡马道上，再悄悄往密林里的高射机枪阵地搬运。

大家忙到天黑时，还有20箱子弹滞留在骡马道上。

连队还肩负着警卫的任务，实在抽不出人来看守了，我自告奋勇申请留下来守子弹。连长开始不同意，觉得一个人太危险，见我决心比较大才答应。

我问连长要了两支冲锋枪、10颗手榴弹和300发子弹，分别部署在适当的位置。

我心想，要真遇到敌人，一定要大干一场，就算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只要能给陆排长报仇，他对我太好了。

夜深了，森林里面特别安静，我眼皮都不敢眨一下，密切注意着四周的动静。

平稳到了下半夜，突然不远处出现了悉悉索索的响声，我想可能是附近的野兽。突然，“轰隆”一声，我提前挂在树上的手榴弹爆炸了。

是人是动物我也搞不清楚，急忙端起枪戒备，然而没有任何动静，森林里又安静下来。

紧张等了半个多小时，我听到排长叫我的声音，他们听到了爆炸声赶来了。此时天也蒙蒙亮了，我带着排长来到爆炸现场。

一看，没想到炸死的居然是一只黑熊。

远远看那黑熊有将近两米那么长，脑袋已经被炸碎了，排长掏出匕首走过去，准备要去割下熊皮，今后可能有用。

结果走近一看，发现里面居然有衣服，再继续往下扒，这黑熊竟然是一个人假扮的，手里还握着一把枪。

我们平常伪装也就插个树枝，他伪装成大黑熊，估计是想近距离看看我们秘密搬运的到底是什么。

虽然我没有真刀真枪地和对方干，敌特是落在我提前布置的陷阱里，也算是智取吧。

这事在连队里面传开了，大家都说我胆子大、有办法，领导还说要给我提干。我嘴上说没什么没什么，心里还是高兴的。

因为有了高机连的保护，我们这一路七八十公里的路程都比较安全，最后终于在9月5日抵达了孟洪县，这里是我们这次警卫任务的终点。

孟洪县城已经空无一人，只剩下大大小小、随处可见的炸弹坑，周围是燃烧过后的断壁残垣，一片死寂，没有一点生命迹象。

部队勘测还剩下一些收尾工作，暂时驻扎下来，计划后天一早再返回孟赛。

这时候连队接到通知，因为敌情严重，昆明军区的副司令员将来前线视察，希望沿途各警卫部队做好保卫工作。

我们都以为副司令员最多也就是去到孟赛，不会来到我们这个大前方，所以没有在意。

然而，敌人却盯上这个消息了。

第二天晚上，我6班战士普正华高烧40度不止，全身出现了红斑点，鼻子耳朵开始流血，性命危在旦夕。

初步判断是钩端螺旋体病，这种病在原始森林里面十分常见，多是由于蚊虫叮咬，或者喝了生水导致的。

老挝的蚊虫十分厉害，而且防不胜防，我们连队里的人全部都得过疟疾。

水也是，原始森林里面的水都是有虫的，你看不出来，但喝下去就要出问题，搞不好命都要丢了。

来老挝之前部队给每个人都特意发了一个卫生盒，里面除了药品以外，还有净水片，像糖果一样白色的一片，放进水里能杀菌。

但是部队每天用水量都特别大，光靠净水片肯定不够，每个班都有一个小铝锅，不管多忙，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肯定是烧一锅开水放进暖水壶里存着。

普正华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尽快得到救治，恐怕都活不过明天。但离我们最近的野战医院也得要到孟赛才有，距离我们有100多公里。

战友普正华

这里离美军的情报基地很近，连队的警卫任务很重，连长犹豫了。

但思索再三，最终还是决定救战友的性命要紧。

连长调配了6班的警卫任务，要求我们硬骨头6班连夜护送普正华去孟赛的野战医院，由班长张顺发带队。

6班除了一名傣族战士被抽调走做了翻译外，全部出发，另外配了卫生员和两个其他班战士，一共15人。

普正华一直昏迷不醒，连长特意给配了一匹骡马，我们就用背包绳把他捆在马背上。

临出发前，连长还特意交代，明天中午之前，要我们一定要穿过上岗寨子。

上岗寨子是老挝的一处大寨子，处在孟洪和孟赛之间，那里是一片大坝子，紧挨着一条河流，平坦、空旷，敌情复杂，不利于隐蔽，如果遇到敌机轰炸，我们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之所以要赶在中午之前穿过去，是因为亚热带森林里面，整个上午都是雾沉沉、灰蒙蒙的，这种情况下敌机来了也发现不了我们。

但是到了10点钟，特别是11点、12点的时候，太阳一出来，雾气散了，这时候从上面看底下就一清二楚了，不利于防空。

尤其上岗寨子那里还没什么遮挡，就更危险了。

当晚我们一路急行军，根本不敢休息，一小时就走了5公里多。本来是可以赶过去的，可惜天公不作美，我们没走多长时间就下起了大雨。

一下雨，森林里面的骡马道就特别难走，不管是人还是马，一脚陷进去，要费很大劲才能拔出来。

结果到了下半夜，我们才走了20多公里路，天亮了还没赶到上岗寨子。

到了上午9点，太阳要出来了，我们头顶上隐隐传出敌机轰隆轰隆的声音，再往前走就是上岗寨子的大平坝了。

怎么办？是隐蔽起来还是继续前进？

前面这段平坝也就10多公里，如果我们加速前进的话，普正华就还有抢救的希望。

作战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也犹豫起来了。

“我渴，我渴。”

这时候，昏迷了一夜的普正华醒过来了，虚弱地要水喝。我把水壶递到他嘴边，他只喝了两口就无力地推开了，鼻孔、耳朵又开始往外流血，随即再度昏厥过去。

他的病绝对不能再等了。

班长望了望普正华，最后坚定地发出指令：“继续前进。”

班长张发顺是6班军事能力最过硬的一个，平时给人印象严肃，但其实他最关心战士。每次一到宿营地，本来我是副班长，内务卫生该由我负责，但他总是争着做。

每天晚上都严格要求全班战士挖土坑、铺上塑料布，在里面倒上热水烫脚，以保证健康，不影响明天的行军。

这还不够，他还要一一检查每个战士的脚，看是否磨出血泡。如果有，他会用针帮战士挑出水泡，再敷上药。

全班的战士他都给端过热水洗脚，挑过血泡。

对我更是没得说，每次晚上我们俩轮流站岗时，他都帮我多站两小时。他说自己是老兵，撑得住。

所以，他肯定不会放任普正华不管。

我们一行人正式进入了平坝区。因为知道情况危险，大家全都高度警惕着，就想尽快越过这片区域。

到了中午，我们终于到达了上岗寨子，此时烈日当空万里无云。突然，从寨子后山的密林里升起两颗信号弹。

“快卧倒！”我一边大声呼喊，一边抱着枪滚进了河沟边的草丛里。

5架F105美国轰炸机出现在了我们头顶上，随着一声声尖锐刺耳的呼啸声，敌机投下一颗颗巨型炸弹，整个寨子瞬间变成一片火海，浓烟直冲上云霄。

哐当一声，一颗重型炸弹在普正华身边爆炸了，马背上的普正华，还有旁边的骡马手孟罕旺，当场牺牲。

目睹了战友牺牲，班长悲愤难忍，只见他跳入了泥巴墙的壕沟里，端起冲锋枪就冲着敌机射击，一梭弹匣打完了又换上一梭，嘴里还大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

冲锋枪打肯定是打不中飞机的，班长就是气不过！

结果敌机发现了班长，机关枪疯狂扫过来，一发子弹直接击中了他的头部，壮烈牺牲了。

敌机还在狂轰滥炸，不断进行低空机枪扫射。

轰隆又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卫生员李长生身边爆炸，当时他双腿刚跨在寨子口的篱笆墙上，还没来得及跳下墙隐蔽，双腿就被弹片炸断了。

但他没有倒下去，没了双腿的他也愤怒地端起冲锋枪，朝着敌机猛开火，最终倒在了篱笆墙上。

我当时就隐蔽在相距50米处的草丛里，目睹了战友一个个倒下，那种无助感让我心如刀割。

我两只手紧紧薅住身下的草，草皮被我连根拔起，我把指甲嵌入泥土里，握紧拳头，眼泪止不住地从眼角里流下来，心里在滴血。

敌机轰炸场面

这时候我抬头，瞥见战友张平均和吴冬生隐蔽在水沟的小桥底下。说是小桥，其实就是几根木头，上面铺了一层泥巴，能挡子弹，勉强可以用来防空。

我松了口气，在心里喊着，别动，你们千万别动，就地隐蔽。

结果就在此时，一对老年夫妇突然冒出来。

这两位老人明显慌了神，不知道该往哪里跑。张平均和吴冬生看见了，立马就从桥底下跳出来，把他们拖进了木桥下面。

他们刚把老人藏好，一颗炸弹就在旁边炸开了，这两人，也牺牲了。

其中的张平均才17岁啊！

他是我们这拨人里面最小的一个，还是家里的独子。

我记得他是昆明人，本来按规矩，独子是不建议当兵的，但他自己想来部队，父母也支持，叫他来部队里面历练，这才跟我们走上了前线。

我知道他是家里独子，平时执行任务都会格外照顾他，晚上站岗都尽量不排他的班，就怕他有什么闪失，连队无法向他父母交代。

但他自己却总喜欢抢在前面，天天喊着要历练历练。

就在昨天，连队行军遇上大雨，我们要过一条河。我因为在头一年脚受过重伤吃过亏，对这件事就比较敏感，站在河边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脱鞋。

我也只是一晃神的工夫，结果张平均二话不说就背起了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力气，河水湍急，他也不怕。

他这个人身材单瘦单瘦的，重情义，很活泼，平时总是满脸笑容，连队里的人都喜欢他。

本来寨子里的百姓对轰炸已经很有经验了，敌机一来，能跑的村民都已经躲到后山的防空洞里了，只剩下生病的、没力气跑不动的，还有一些猪牛羊牲畜。

这一场轰炸，寨子里有不少老人因为跑不动，都被炸死了。

张平均和吴冬生救了两位老人，可我们怎么向他的父母交代！

敌机轰炸了整整两个小时，等到终于结束了，我从隐蔽处爬起来，大声喊，“还有谁活着！”

泥巴墙底下，班长还保持对天空射击的跪姿，他的整张脸都已经被炸得模糊了，我把他的遗体扶到地上。

继续大声喊，“还有谁活着！”

我也不知道，自己喊出来的是什么声音，别人能不能听到。

但有一个声音应了我，我马上去寻他，是我们班的战友蒙仁忠。他也受了伤，我给他简单包扎好，看了一圈，除了我们俩，13名战友全部牺牲了。

遗体我们俩暂时是无法收殓了，只能先把战友们的枪收好，然后回身去找大部队汇报。

我们俩人各自背了五六支枪，蹒跚着走出村，在村口碰到了上岗寨子的村长，他正在贴布告。

上面写着，来支援我们的中国军人遭遇了敌人的狂轰滥炸，是救我们老百姓才造成的重大牺牲，全寨子的男女老少一起，帮忙收捡尸体和遗物。

“尸体不全的，手啊脚啊的，尽量找一找，交给他们部队首长。”

村长看见了我，紧紧握住我的手，同样悲伤得一句话说不出来。

这一路怎么走的，我也不知道。

走出寨子十公里的地方，我们遇上了连队。

敌机轰炸的时候，大部队离我们实际只有二十公里远，营长和连长发现了敌机在轰炸上岗寨子，他们就猜到是我们遭遇了袭击。

因为前面没有其他部队，施工部队也不在。所以营长第一时间已经发电报给了在孟赛的11连后卫部队，请他们火速赶到上岗寨子，支援我们。

看到连长，我话也说不出来。

还能说什么，朝夕相处的战友，说没就没了。

我低着头，连长过来，一手搂住我，一手搂住蒙仁忠，说，“你们都是好样的。”

我哭着说：“全班都牺牲了，我们俩没有完成好护送普正华的任务。”

连长也哭了。

等我们赶到上岗寨子，11连的战友已经将牺牲的战友遗体全部转移到了寨子后山。村长把收捡到的一些水壶、行军包交给了我们。

普正华的遗体已经找不全了，手和脚都没了一只，头颅也找不到了。还有三四个战友的遗体也不全了。

后来才知道，敌人把我们当成了一个团级部队，才会重点轰炸，而且目标就是马背上的普正华。

我们是作战部队，要营以上干部才可以骑马，马只用来驮一些文件。敌人看到普正华在马上，误以为是大领导，一发炮弹丢下来，首先就丢到了马背上。

那炮弹有汽油桶那么大，一瞬间什么都没了。

之前普正华曾好奇地问过我：“副班长，你是毛主席家乡的人，你到过毛主席故居韶山吗？”

我告诉他，我也还没有去过，等执行完任务以后，回到家我一定要去韶山参观，到时我邀他一起去。

他好高兴，拉着我说：“好，一言为定。”

在战场上，多大的牺牲，也要先保证任务完成。

连队脱帽向烈士遗体告别后，我怀着难以言状的心情，继续护卫测绘队员和首长们赶夜路。

上岗寨子离孟赛还有50公里，指挥部决定必须夜行军30公里，第二天好进入原始森林防空。

因为根据情报分析，敌机还会对我们继续进行轰炸。

果然，第二天上午10点，我们正在原始森林隐蔽，头顶又响起了敌机的声音，轰炸又来了。

一位测绘队员现在听到敌机的声音就慌，觉得哪里都不安全，一会儿从大树下往沟里跑，一会儿又要从沟里往低洼丛林里去。

我赶紧跑过去，一把将他拉住，敌机投下的巨型炸弹，就在我们身旁炸开。只见他吓得浑身发抖，觉得这里也不安全，又想换一处躲避。

周边爆炸声四起，情急之下我将他扑倒，用身体护住他。边上的树木被炸断了，砸在我身上，我的手被树枝划伤了，但所幸技术员安然无恙。技术员见到我的伤，心里感动，也不再像刚才那么害怕了。

这一次隐蔽得好，全连没有任何伤亡。

一路昼夜奔袭，9日上午顺利到达了孟赛，终于安全了。

连队驻扎在河边的一片树林里，后面是一个岩洞，里面安排了电台班，我负责在门口站岗。

一天，连长找到我，说现在他有个最大的难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让我给拿拿主意。

他说，一下子牺牲了13个人，不知道是现在就通知烈士的家人，还是等一等再说。

将心比心，我对连长说，应该马上通知到家人。

在战场上牺牲，第一时间通知总比拖两个月要好。一是家人知道他们是在战场上牺牲的，荣誉感要强一些；二来战斗还在继续，家属也能够多些理解。

连长让我帮忙拟一份电报稿。我心里想着张平均的音容笑貌，提笔给战友们的父母一字一句写下通知电文。

连长看后很满意，对照着一样的格式拟了13份，交给电台班立即发出，告慰烈士亲人。

不久，昆明军区总政治部派了调查组，先找连长进行了秘密谈话。一开始连长不知所以，还在礼貌问候，结果调查组直接严肃问道：

“6班牺牲了这么多战士，你是怎么安排的，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可以减少损失？”

连长这才知道谈话的目的，眼泪一下又失控了。

护送普正华去治疗的决定没有错，他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士病死。

派6班护送也没错，6班班长是5年的老兵了，完全可以准时、安全地完成任务。但是谁也预料不到当晚下起了雨，耽误了行军速度。

朝夕相处的兄弟说没就没了，连长比谁都难过，面对调查组，连长最后说：我问心无愧。

先遣连的任务是警卫，测绘队员、首长没有一个受伤的。先遣连的警卫任务完成得如何，调查组尽管可以到测绘队、到指挥部去了解。

调查组听了也很动容，最后决定，我们全连立集体三等功。

后来，连队重新组建了“硬骨头6班”，我仍留在6班当副班长，眼前都是全新的面孔。

但我总想起来留在老挝上岗寨的硬骨头6班，每年都去看他们一次。从1998年一直持续到2019年。

这几年去不了，我就老梦见他们，一个个还是那么的年轻，一点都没有老。

很多人说战场是地狱，他们错了。

只有上过战场的人才知道，地狱可比战场舒服多了。

亲眼目睹了13个战友的牺牲，潘法官至今还经常梦见年轻的战友，耳朵里会不时冒出“啾”的声音，那是敌机轰炸的前兆。

自1998年开始，潘法官每年都会去一趟老挝的中国烈士陵园，跪拜“硬骨头6班”的战友。

刚开始去的时候，陵园很荒凉，一些墓碑倒了也没有人管。潘法官一次次给当地省长写信，要求修整陵园，一直没有反馈。

直到近几年，烈士陵园才被重新修缮一新，墓碑上落款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字样。

老兵潘法官看了特别开心，也特别骄傲。

因为咱们国家重视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修缮一新的老挝中国烈士陵园

编辑：佳汇 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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