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会众议院议长、资深民主党议员佩洛西

莫斯科发动对乌战争的致命后果是，让全世界看到冷战后的俄罗斯在普京治理20余年后的真正实力——包括军事力量、军事后勤、经济实力以及国家的向心力等等综合因素，已经不足以对一个弱小得多开展成功的战争，强势主导周边秩序，并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争雄，变成了一只“纸老虎”。

出于由来已久的“恐俄症”，在普京当局决定推进对乌战争之前和之初，美国、北约和西方在支持乌克兰反击俄罗斯的军事攻势方面，不仅缺乏力度，而且存在巨大分歧，以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哀叹：西方已经放弃了乌克兰。

然而泽连斯基当局领导朝野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坚决抵抗俄军进犯，取得第一阶段战争的总体胜利，迫使俄方战略收缩和退却，并集中兵力于乌东和乌南地区，发起以“解放顿巴斯”为中心的新战役，逐步促使美国、北约和西方意识到，只要它们能够团结起来，给予基辅足够和“正确”的支持和援助，泽连斯基当局就能赢，而且其帮助乌克兰赢的过程，也是一个借势孤立俄罗斯、削弱俄罗斯、击败俄罗斯，重塑大国竞争格局、欧亚地缘政治和世界秩序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在这场战争逾70天后，十数名俄罗斯将官、数以万计的俄罗斯官兵、数量惊人的装备在战争中折损，正在筹备“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阅兵式的克里姆林宫急切盼望前线传来捷报，以鼓舞趋于倾颓的军心民心，但却听闻更多的坏消息：前往伊久姆一线督战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亲眼目睹前线指挥部被“端”，而其本人亦受重伤；黑海舰队的“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导弹护卫舰相继被击沉。

战争形势的发展将迫使克里姆林宫进行何去何从的战略思考，普京亲自出席的红场阅兵式举行后克里姆林宫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将对下一步的战争意义重大，然而对于俄罗斯最主要的战略对手来说，华盛顿只要确保对莫斯科当局进行必要的战略威慑——确保其不敢动用核武器、远程战略导弹及扩大战争为世界大战，并领导盟国对俄进行协调一致的制裁、限制和孤立，并升级对乌军事、财政和物资援助，就可以基本相信，依靠乌克兰自身力量和美国的欧洲盟友能够拖住俄罗斯，保证其腾出精力、资源和力量，将其投放到全球其他重要地区。

对于美国当局来说，如何在欧洲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同时应对两场势均力敌的“挑战”，是其一直潜在担忧、深入思考和极力谋划的重大事项。用拜登当局一些官员的话说，华盛顿在应对俄乌局势的同时，从未忘记并应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局势。

俄乌战争意外地变成华盛顿测量盟国忠诚度及全球各国态度的契机，成为新政府评估如何发展前任政府包括核心战略——大国竞争——在内的一系列新时代战略规划的契机。在战争发展过程中，白宫仔细观察并审查各国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如何对待并因应俄乌战争。

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后，拜登当局自新年后已发布了新版的“印太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太平洋威慑倡议”等战略文件，对基于大国竞争背景的印太战略和国防战略进行了规划和部署。

在俄乌局势最紧张的时刻，美印机制化的外交、国防“2+2会晤”在华盛顿举行，在两国部长们陪同下，拜登本人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视频会晤，其中“俄乌战争”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大国竞争是两大重要课题。

进入本月后，拜登将在白宫接待东盟及其成员领导人，首次以华盛顿为主场举行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下旬，他将进行其入主白宫后的亚洲出访秀——先后对韩国和日本进行访问，并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第二届“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线下峰会。

中间由于韩国新任总统就职典礼在即，白宫派出了副总统贺锦丽的先生道格拉斯·埃姆霍夫率团出席，规格较高，不无与对手竞争意味。

在俄乌战争应对的相关测试后，拜登当局总体确定，俄罗斯是紧急的挑战，而其首要对手是“步步紧逼的挑战”。美国防长奥斯汀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声称，五角大楼的主要军力布局重点，仍锁定对抗对手“咄咄逼人的霸凌行为”，美国已在“太平洋威慑倡议”中投入60亿美元，并将继续配合《国防战略》的实施，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基础设施、军事存在和备战能力，包括在关岛的导弹防御系统。

不过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拜登当局围绕因应俄乌战争对各国的测试仍未结束。在它将主要精力放在处理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关键时候，突然放出消息说，国会众议院议长、与总统同为民主党人的佩洛西将访问亚洲敏感地区，而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就新政府以应对首要对手为重要内容的国家安全战略发表政策演讲，但“巧合”的是，它们都因当事人“感染新冠”而推迟，抛开其本身真伪不论，以感染新冠为由暂停重要外事活动，并非充分的理由，可能包含着试探、测试及等待对手反应等诸多复杂的意图，它们都是俄乌战争以来拜登当局就如何因应进行的大国测试的一部分。

最终，假如白宫经过仔细测试和权衡，认定对手不可能改变在包括俄乌战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那么无论是布林肯的演讲，还是佩洛西或者其他什么高级官员的访问，都将不可避免地进行，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其内容将根据测试的结果而决定是维持特朗普政府以来的政策态势还是继续升级。

整体而论，拜登当局的战略重点开始已经从欧洲方向开始向印度-太平洋地区转移。相比较跨大西洋盟友之间相对“纯粹”的关系，美国在该地区将面对更为复杂多面的情况。

借着俄乌战争应对的机会，跨大西洋盟友加强了团结，而且明确了解，团结是有效应对危机和冲突的必要条件。

按照设计，印度-太平洋战略将有两大中心——东亚-西太平洋和南亚-印度洋。

印度与美国存在战略交集，合作前景广阔，但也保持“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的政策传统，它在俄乌战争的态度上，明显与华盛顿拉开了差距，同时仍积极拓展对欧盟外交，希望维持多极化国际态势。

被华盛顿视为印度-太平洋战略核心的东盟，渴望超级大国加强在地区包括外交、军事、安全和经济的全面存在，以制衡地区大国影响力，但同时担心冲突殃及池鱼，因此对大国竞争和对抗保持警惕，不愿卷入其中，集中表现于在美国反对俄罗斯参与G20峰会而印尼坚持邀请以及在大国关系中与“选边站队”不同程度地保持距离。

而正因这些因素的存在，拜登当局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采取了三个动作：

一是在巩固与主要条约盟友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做地区薄弱环节——印度、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工作。

一是积极推动跨大西洋盟友体系与跨印度-太平洋盟友体系的合作与整合，在俄乌战争前，举步维艰，但也有进展；俄乌战争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北约明确面向印度-太平洋地区转型，并与美国合作聚焦头号对手，而跨大西洋盟友亦认识到价值观同盟合作对抗对手的必要性，在对俄政策方面已有所表现，下一步看在印太将如何作为。

一是另起炉灶，成立了“AUKUS”联盟。

俄乌战争中，基辅当局取得阶段性优势，为拜登当局向东转提供了前提和条件，随着美国拜登当局将战略触角正式转向东方，转向印度-太平洋地区，假如其认为形势不可逆转，那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新政府的铁幕就将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