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的来头和背景都不小，他是伟人的表弟，还是周公的学生，如果人生路上没有出现那个小插曲，以文强的背景、资历和能力，他建国后的地位一定不会低。

可惜，他最终成为战犯，被特赦出狱之后，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如果他半途没有改换门庭，那他现在的名气肯定不会这么默默无闻了。本文来自“怪味胡豆史”首发于头条号，禁止其他作者和平台搬运洗稿，谢谢合作！

文强这一生可谓是具有戏剧性和传奇性，早年间加入了我党，担任的职务还不低，是川东的特委书记， 哪曾想阴差阳错之下，于1934年加入了军统，负责训练特务和策反工作。

出生于湖南长沙的文强，家境殷实，他不仅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子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他的姑母是伟人的母亲，伟人是他的表哥。家里的殷实，让文强打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个少爷念的是长沙私立明德中学，这学校在当时属于是一所贵族学校。

文强的父亲也了不得，其父和黄兴、中山先生、蔡锷等人是来往过密的好友，因此，文强受父亲的影响，接受了不少进步的思想。1925年，他考进了黄埔学校，是黄埔的第四期毕业生，同年加入了我党。

在校期间，因为打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强的起点比大部分同学都高，因此也给周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是一个可造之才，也就对文强多了很多留意。

南昌起义的时候，文强担任特务连的连长，资历不浅。

起义失败之后，文强跟着周公一起，一路辗转到福建、潮州，在潮州打了一场恶仗，文强的特务连损失惨重，剩不下几个人，一路撤到了汕头和周公的部队会面了。因为时局的发展，周公等人去了香港，随后不久，文强也奔赴香港去找周公。

可惜，周公提前去了上海，文强在香港扑了个空，转头去上海。文强到上海之后，几经周折，还是没有找到周公一行人，偌大的大上海，文强举目无亲，开始逐渐和组织疏远了。

在上海待不下去，文强就回到了湖南老家，为了和组织取得联系，他连着寄出去了好几封信。可惜，在那个烽火年代，这些信件都没有得到回音。眼瞅着干等着不行，1928年的2月，文强索性动身去四川万县，他要和组织取得联系。

到了万县后，机缘巧合之下，文强在公园里遇到了廖宗泽，这廖宗泽也是黄埔的四期毕业生，原本也是我党的成员，后于1932年投敌，加入了军统。那时候的廖宗泽，是四川特委的委员，他帮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文强被组织安排在川军的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工作。

1929年，部队吃了个大败仗，文强跑去了陕西，迫于无奈之下，在一支土匪部队里周旋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寻了一个机会，可算是脱离了这伙土匪。

同年，他从陕西一路风尘仆仆去到重庆，找到了组织，被安排担任四川22县的特委书记，也就是川东特委书记，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直接领导和管理四川22个县的军队和农民武装，地位是相当的高。

这时候的文强，可谓正是人生意气风发的时刻，他万万也想不到，危机也在此刻埋下了。他的命运转折点和人生悲剧，也正是在担任这个职务期间开始的。

还是在1929年，这一年的秋天，因为叛徒的告密，文强被抓获了。不过，幸好他机灵，在监狱里寻了个机会，越狱跑出来了。原本他想着出来后就安全了，哪知道也是时运不济，恰好遇到王明当政的时候。

王明认为知识分子是靠不住的，对这些文化人，必须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文强好不容易越狱跑出来，等待他的居然是严格的审查，这审查要是过不了关，搞不好会把命给丢了。文强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是刚从敌人监狱里跑出来的，更是让旁人怀疑。

尽管文强提出申辩，毫不意外的，直接就给他驳回了。这让文强心里很不安，索性一咬牙，带着妻子周敦琬连夜跑去上海。

周敦琬是文强的发妻，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她和文强结婚后，夫妻俩过的基本上是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这个女人也是个苦命人，1940年，因为身体患病住院，在动手术的时候，遇到了小日本的轰炸，死在了手术台上。

话说文强带着妻子去上海，本意是想找到周公，那时候，也就只有这个老师能带给他安全感。如果，他找到了周公，或许也就不会走上另外一条路了。可惜的是，人海茫茫，偌大的上海滩，想正大光明的寻找一个人可谓是大海捞针。

找不到老师，文强又不敢回去，只好悻悻回到了长沙老家，化名为“文浮生”，找了一家报社，当起了记者。

在四年的记者生涯中，日子还算平静，这四年当中，文强干得有声有色，他原本以为，日子大概也就这么平静的过下去了。哪晓得，自己的一篇文章，让自己陷入了绝境，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小日本的军舰大摇大摆的开进内河，在长沙肆无忌惮的示威，作为湖南一把手的何键，居然还准备了厚礼去慰问小日本，这让文强很是生气，就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何键让三千万湖南人蒙羞。

何键拿小日本没办法，但对付一个小记者，那是雷霆手段，不仅查封了报社，还全省通缉文强。这次险境彻底改变了文强，他想再跑是不可能的了，为了自保，他找到了廖宗泽。这时候的廖宗泽早就脱离了我党，加入了军统。

廖宗泽一看文强来了，自然是很开心的，要知道文强曾经的职位可不低，经他的介绍，再加上程潜和张治中的周旋和帮忙，文强顺利加入了军统。由此，他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军统生涯，这一年，是1934年。

文强在军统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训练特务和从事策反工作，尽管他身在军统，但对过去的组织，他心里其实也是有些放不下的。那会，在他管辖的北方局，有一个处是专门针对我们的，文强刻意保持距离，尽量避免直接的对抗。

于是，他就让自己的副手去分管这个处。而他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策反日伪的工作中。尽管文强刻意避免直接冲突，也刻意拉开和过去的关系和距离，但身在局中，要彻底洗清自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

淮海战役的时候，文强被我军俘虏。

文强被俘虏之后，鉴于他的身份和经历，他是按照重要罪犯进行对待的，从山东转到北京，和杜聿明等人一起关押。

或许是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文强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人生哲学，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因此，在监狱里，他的态度是“既来之，则安之”，和那些动不动就要杀身成仁，或者破罐子破摔，拒不合作的人比起来，他也算是个另类了。

文强心里很明白，自己不仅是个高级特务，还曾擅自脱离组织，问题是很严重的。因此，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行。他知道我军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所以，尽管知道自己的问题很严重，但是心里还有着希望。于是乎，文强就打算先看看局势，再根据局势来决定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刚到功德林的时候，他也难免会出现负面情绪，好不容易克制住心中那烦乱的情绪，好不容易让自己平静下来之后。文强就开始处处留意监狱的各种动向，尤其是每天都要接触的管理员，从他们身上，能直接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

因此，文强的心思基本上都放在了观察管理员的身上，他每天都分析这些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尤其是对他们这些战犯的态度。哪怕是一些很细小的生活细节，譬如：每天怎么安排铺位、怎么发放生活用品等等，他都收入眼中，再经过大脑的分析，从中筛选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经过前期的分析，文强心中明白了，他们这帮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也不会很快就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处理。事实上，文强的这个分析也很准确，不得不说，文强这方面的能力确实相当厉害。

有了这个分析之后，文强的心算是安定了不少，既然暂时不会死，那就安安静静地观察，看看到底要如何处置他们。

而对于自己的处境，文强心里很明白，他作为一个高级特务，是不会在短期内被释放的，他也做好了被长期关押的准备，这个时间可能是十年，也有可能是二十年，总之，自己终归是有希望出去的。

打这以后，文强积极遵守监狱的规定，也认真交待自己的各种问题。他知道，自己的那些事情没必要隐瞒，也瞒不住，索性就一股脑自己说出来，还能获得一个宽大处理。不过，他交待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自己的问题就自己承担，不是自己的问题，不推到别人头上，也坚决不承认。

因为他的表现很好，狱方就让他担任了学习小组的组长。他这个组长不仅是学习组长，还是个劳动组长，不仅要带着组员们一起学习，还要给组员们分配一些体力劳动工作，譬如踩缝纫机、去农田干活等等。

客观的说，文强这个组长当得确实称职，不仅得到了监狱的表扬，也让组员们心服口服。不过，虽然是个好组长，但他依旧不在提前特赫的名单里面，而且前几批特赫的名单里，也没有他的名字。

对此，文强倒是看得开，毕竟他早就做好了被长期关押的准备，因此，他倒不像其他人那般望眼欲穿、心浮气躁。他早就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哪怕自己是最后一批被特赫的，自己每天该做什么就做好什么，这个心态倒确实不错。

文强出狱后，也迎来了自己缘分，1978年这一年，他和张瑞馥女士结为夫妻。张瑞馥出生于将门，其父亲是清朝的一名将军，和文强也是门当户对了。张瑞馥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文强出狱后，他曾经的部下看他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就热情的张罗着给文强介绍妻子。

出生于名门的张女士，和文强结婚后，俩人的生活也是相敬如宾，虽说俩人各自的儿女们都不在身边，但老两口过得也是怡然自得。

有了妻子的陪伴，文强的晚年，过着普通人普通的幸福生活，或许是和他那平和的心态有关吧，即使是上了年纪，他的身体还很健朗。晚年的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写诗寄情，不管是心情高兴还是郁闷，他都用诗来抒发。

他被特赫之后，虽说也已到了人生的暮年，但心中仍有一个疙瘩，就是宝岛还没回归。他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台湾的回归工作中。1983年之前，他主要是通过写信、会谈、写作这三种方式，做一些祖国统一的工作。

在台湾那边，有不少他曾经的故友同僚，文强多次写信给他们，呼吁这些人放下心中的芥蒂，早日回来。

1984年，黄埔同学会成立之后，文强成了同学会的理事，有了这层身份之后，他更是积极联络昔日的黄埔同学，为促进国家的统一，着实是做出了很多贡献。当然了，文强这边积极的促进国家的统一，自然惹得小蒋那边的忌讳。

1985年，小蒋让自己的学生蒋志云出面进行周旋，让他去邀请文强赴美做客。不过，这事被文强拒绝了，后来，文强因为公事去美国出差，蒋志云得知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文强前脚刚到美国，蒋志云后脚就登门拜访。

蒋志云一开始是叙旧拉关系，随后就大谈文强在监狱里受了太多的苦。鉴于他受的那些苦，台湾方面愿意给他一笔补偿金，还有一栋大房子。而且，也不限制他的自由，可以选择住在美国，也可以选择去小岛上居住。

而关于补偿金的具体数额，蒋志云也说得很具体，标准是按照中将的待遇发放，那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将一个月的薪水和特别费用，总的加起来是1200元（银元），但给文强每月的补偿金是1400元（银元）。至于补偿金的发放时间，从他被俘虏的那天开始计算，这样算下来，截止到1985年，一次性发放给文强的补偿金，就高达差不多百万美元了！

当然，这被文强给拒绝了。蒋志云见说不通，临走之际说，这个待遇一直给他保留，啥时候想通了都可以。不过，附加了一个额外条件，就是要有至少一个人证明，文强当年是被俘虏的就行。

至于为何会拒绝这么一大笔补偿金，文强看得很明白，他很清醒。他坦言，自己有两个理由，不能拿这笔钱。

1、于公：虽说小蒋没有明说要他过去后，做出一些反对新中国的言行，但到时候人在屋檐下，身不由己，他看到了新中国取得的成就，这是蒋家人做不到的事，他不能违背了自己的良心。

2、于私：这钱就是个烫手山芋，要是拿了，他晚年就没安生日子了，他在大陆的亲戚和孩子，就有30多个人，今天这个找他要点钱，明儿那个找他拿点钱，这钱压根存不住，况且给儿女们留下太多的钱，对他们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不得不说，文强确实是一个很清醒的人，倘若他真拿了那笔补偿金，晚年就不会过得那么平静了。

不过，文强的孩子们对他是很孝顺的，他有五个儿子，在他出狱后，大儿子文致中在湖南生活，二儿子文执中病故，老三文一种在安徽农村生活，老四文贯中凭着自己的努力，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当教授，最小的儿子文岩中在新疆生活。

关于文强的一生，大致可以粗略的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出生开始截止到1949年被俘虏，这42年的日子可谓是跌宕起伏，一场如梦一般的生涯。

第二阶段：后半生的50年岁月，其中的26年过着牢狱生活，剩下的那24年安享太平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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