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代》(下)，系沙汀在抗日战争初期采访贺龙之后写成，原题为《贺龙谈他的家庭和青少年时代》，载《回忆贺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我们(即作者同何其芳及鲁艺同学)由湘鄂边境的战事谈到长沙大火和他(即贺龙)的故乡桑植。

　“据说，桑植就是从前的夜郎国，——所谓夜郎自大呀。”

他半眯着眼睛，意味深长地笑了。

“人民强悍得很!”

他接着说，态度变得认真起来，“从前老喜欢械斗，打死个把人不算回事。马江口一家姓顾的，为一点小事，叔父把侄儿杀死了；侄儿的两个儿子赶场，在路上拦住这个叔公，又把他杀了，连手连足都砍了，头也砍了。都才这样高的人呢!”

他比着高矮，在一种苦恼的兴奋里沉默下来。

“同志!”

他随又叹息道，“这就是野蛮呀!”

我们请他告诉我们械斗最普遍的原因。

“这多啊，”

他伸出手，扳着手指头讲起来了，“为世仇，为正月里赛灯，为水，为界址，经常都是引起械斗的导火线!一闹大了，总是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经常打得头破血流，就是把皇帝老子搬出来都挡不住!”

“可以举几个实例吗?”

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州人。现代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曾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追问着，但他似乎没有听见。

因为他的脸上依旧兴奋而又苦恼，眼光聚拢着，紧闭着嘴，好像他又重新看见了那种大胆粗豪的风习，或者如他所说的野蛮的生活场面了。

“不过野蛮虽是野蛮，”

他忽又显得满意地注视着我们，声调柔和起来，“也有他们的长处呢：朴质，好胜，有骨气!不管是拿官、拿钱都买不到他。并且很勇敢——单跟着我就牺牲了不少的人。”

他骄傲地，然而略带忧郁地笑了。

他从裤袋里摸出烟包，装上烟吸起来。

这一些都照例做得那么从容，那么有条不紊。

而且，在装好烟后，照例十分巧妙地把烟斗送进卷起的手指间，几转，去掉那些尘埃一般的烟末。

这中间，我问起桑植从前贫富之间的关系。

他笑答道：“阶级关系相当尖锐。就拿放利说吧，有大加一，跟斗翻，我自己家里就是被剥削的。小时候的事情我还记得，借钱付利不算，还要说好话，送人情。可是，穷人也并不弱呢!一到年成饥荒，总是一个吆喝，就把地主的谷子分了。”

“一年天旱，农村里吃大户，闹得轰轰烈烈。眼看城镇上的老百姓也动起来了，公家就借了一批谷子粜米。因为我父亲是缝工(即做衣服的裁缝)，一边种一点儿地，家里糊不圆了，也跑进城去籴米。带着我同他一道，担了这么大一对箩筐，你想，这装得到多少呢!

“粜米的地方在大堂边，那好多的人啊!你挤我，我挤你的，都想早一点把米搞回去下锅。可是那些狗腿子偏不肯发，要等杜老爷来了再说。杜老爷是房里的老典，很有势力，他是主办这一件事情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大家只好等下去了。

“可是杜老爷不来，而籴米的人愈来愈多，都在往前面挤。这把那些差人惹毛了，拿起皮鞭就打!……

“我父亲拳术很好，可以打十几个人，就去讲公道话。

“‘大家是来籴米的，不是来挨皮鞭的，怎么要乱打呢!?’

“话才说完，那些狗腿子就给他一鞭子，他一闪，鞭子恰恰打在我手上，这一下把我父亲惹毛了!……

“我父亲立刻把我抱起，挤出去，搁在人堆外面一个高坎上面，说，你把箩筐看好!就又跑转去了，把鞭子夺过来，给他好一阵乱打。随后杜老爷跑出来，又叫他一顿打起。那真搞得痛快呢!可是结果开来一批堂勇，把我父亲抓去关起来了。

“好在我们两个堂叔出力，才关了一夜就放出来了……”

我向他提起他的大姐贺英(亦叫贺民英)同志。

他第一次向我提到这个杰出的女性是在延安。

她是他初次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合作者，而在以后，每次遭到失败，她都帮助他重新成立起队伍。

她是在1934年[应为1933年]的湘西游击战争中牺牲的。

“她并不懂得理论，”

握着烟斗，他曾经背靠在延安一所平房的柱子上给我说道，“但是她的理解力很强。胆大，天分比我们高多了。她说队伍要‘武’，就是说要打仗，‘不武’就要坍台!”

他得意地微笑了。……

但使我发问的，是他在抗大女生队成立时的一场讲演。

在这场讲演中他曾经谈到贺英同志，后来听讲者之一——我爱人黄玉颀，把她自己的感奋和当时的情形全部告诉我了，所以我就从这点说起。

“听说毛主席那天也很兴奋呢。”我加上说。

“好像有这回事。”

他含糊地回答说，接着却又认真地说了下去，“她确实很能干，不管多少队伍，她都能够统制。她知道怎样使用干部。许多土匪头子都怕她，那些人正像大山里赶下来的猴子，调皮得很。我第一次成立红军的队伍，就是她分给我的。”

他顺下眼睛，陷入了深思，一面静静地吸着烟斗。

“就拿给养问题说吧，”

一分钟后，他又不大自然地继续说道，“哪里像这样，半天还弄不到吃的!她总是自己骑匹骡子赶在前面，队伍一到，什么饭呀、水呀通弄齐了。”

“我才10岁就一个人到四川涪陵做生意，一来一去千多里路，沿途都是土匪。还到过贵州做马生意，总是百十匹的买；放到辰州去卖。一直把赚的钱玩光了才回家!……”

大约忽然想起了年轻时候他所接触过的旧社会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早已同他水火不相容了，他忍不住笑起来。

“就是1915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那时候我的岁数也并不大呀，”

他接着说，“才19岁!同盟会要我搞湘西暴动，我说好吧，立刻就找些人把石门县的团防局的枪提了。转来碰见我的叔父，我说，斋公!我们去提盐运局的枪好吧?于是气都没歇，我们又掉转头搞盐运局去了。这一来我们就去进攻大庸，人数也增加了。”

“你们还没有看见农民轰动起来的时候那个情形啊!简直挡都挡不住!凡是和我认识的年轻人，都参加了。都是一律打扮，挖了云子的白绸短打，黑纱套头——后面拖这么长!不过因为城里住着一旅北洋兵，打死我们好几百人，第三天上，剩下来的几乎全跑光了。”

“这都是小事，”

他愤愤地继续说，“最坏的是那班势利鬼。你刚搞对了的时候，他捧你，说，这些茅荆条了不得，说干就干！你一失败，他就把嘴一撇：这些人都搞得出事来吗?我早就说过吧!”

他闷着脸停歇下来，仿佛他正面对着那种渺小庸俗的市侩一样。

而那位年轻秘书于是带点挂虑问道：

“后来又怎样呢?”

“后来我把剩下来的队伍拖到辰州，跟着就下野了……”

沉默一会儿，他接着又说：“虽说是下了野，被摘了兵权，因为一个民军领袖的地位依然存在，所以当时新上台的督军谭延闿，不但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不折不扣的仇敌，还委为督军署的咨议，并且拨出进口的两只粮船让我收税；但我跑到长沙去了。”

“我记得是坐的戴生昌的船，”

他回忆着说，“路上打了账房一顿，就东西也不要，跳上岸走了!但是到了长沙，更加闹得厉害，酒馆、戏院，没一处没有我，简直一塌糊涂!”

他纵声大笑起来，之后，却又用一种哲学家的口气说：“不过，胡闹是胡闹，同志!长沙这两年的生活，对我的影响也蛮大呢。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

“你们不要看，”

次日下午，他又来同我们谈起他的幼年，“我小时候还打过官司呢!”

“大家都晓得的，清朝时候一个领班那多凶啊!什么案件都要先经过他，手下总是养起好几十个徒弟。我们县里的领班叫陈小涛，无恶不作，随便提人呀，勒索呀，什么坏事都干。他的两个儿子更是豪强霸道，没有人惹得起。一骑起马来那个劲呀，不管人哟，摊子哟，撞翻了你自己倒霉!

“有一次，他跑到我们那里去了，照例骑起马在街上乱撞，我就拖出一根棍子，站在大门口说：‘是好样的你给老子来撞!’

“这个狗娘养的硬是撞来了呢!我就给他一顿打起。许多哥兄弟呀，也都出来帮我。因为满街全是我们姓贺的。还不到半点钟，就打得他头破血淋，赶紧跑了。这一下大家好开心呀!

“可是，一跑回去，马上就在衙门里告了我，大家就又替我担心起来了，说，这下怎么办呢?我父亲也有点着急。到了审问那天，把我们族里的好多有功名的人都请来了，预先教了我怎样做口供，免得取不脱手。因为实际上是我打了别人呀!

“你们没有看过清朝时候问案的情形，好威风哟!你一跪下去，就夹棍、板子，啪地一声堆在你面前。……

“说起来我也蛮胆大呢，我才不管你那一套!我说：‘我怎么敢打他呢!我在街上买东西，他们骑起马乱撞，把我的酒罐呀，油罐呀，全碰烂了，要他们赔，还打我一顿!……’

“除了这个，我另外还有个供词，是一个姓王的举人教给我的。这个举人和陈小涛不对得很——这也是个无恶不作的恶棍，后来叫老百姓杀了。他要我暴露陈小涛的黑幕：怎样勒索人，挖苦人，见钱就想。并且要我咬定那个小领班是下乡抓人的。所以，结果连陈小涛的领班也革职了。”

“这样说，你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讨厌官府了?”

“很小我就讨厌官府了!记得1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镇上来了一个禁烟委员，有喝道的，堂勇哟，一大串!这种情形在小孩子的眼睛里多好玩呀，我就跑拢去看。可是，还没有走近身，就一阵吆喝，把我赶起走了!连街沿都不准下。”

当他笑着停下来摩弄他的烟斗的时候，我们提到环境给与一个人的深刻影响和教育意义。

“是呀!”

他衷心地赞同道，“比如说吧，要不是南昌起义后去一次香港，哪里能够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帝国主义?!我反帝的思想可以说是从这里生根的。不过在辰州驻防的时候，我也干过一件痛快事情，辰州教案的石碑叫我砸了。”

“这太可恶，太丑人了!打死一个洋人，赔了好几十万银子，杀了两个正将，两个游击，还要一五一十写上，立他妈那么大块石碑，好像生怕把中国人的脸丢不完一样，太可恶了!”

这时张娃儿走过来了，请他回司令部开会，于是他们一同走了出去。

……

但是，隔了一会儿，他又为我们讲述了一段1923年他当混成旅旅长时同日本人之间发生的故事。

那时候他正在长江上游的涪州驻防。

一天，一只日本轮船打从那里经过，他叫他的部下把它扣留起来了。

在没收了一批私运的军火以后，他放走了那只贼船，但却扣留下那两个日本浪人，而且押在部队里拖了两个年头。

当其释放那两个浪人的时候，他们提出一定要见见他才肯走，而他的僚属却不赞成。

“这有什么见不得呢?”

他反驳道，“把他们请来吧!”

于是一场别致的会见就开始了。

除开那两个日本浪人，还有驻重庆的日本领事，领事是特别跑来营救那两个冒险家的。

“才一见面，那两个日本人就开口了，”

他一直讲述下去，“问我他们犯的是什么罪，我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助长内乱!那个日本领事听到，把脖子都气红了——好红呀!……”

他摇曳着声调停歇下来，带着一种孩子气的愉快；

但又立刻变严肃了，击了一下桌子。

“同志!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也很深呢!”

他随即高声叫道，“和那两个日本人同时捉来的，还有吴佩孚的一个军法处长，叫张介一。你看呀，那两个日本人不过是普通军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对于那个军法处长呢，不说电报，连信都没有人写一封!”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攻击了一通当时的军阀官僚政治。

“这太把自己人不当人了，”

他愤愤地接着说，“张介一还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不但更加恨日本帝国主义，也更加恨北洋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法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桠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盘川。我说，我只希望你一件事情，你回去给曹锟、吴佩孚说，要想武力统一中国是不行的——你一个布匠(指曹锟)，一个秀才(指吴佩孚)!最好同广东联合。那个时候孙中山在广东……”

一个秘书的熟人走进来，打断了他的话。

当那位客人待了一会儿出去以后，他似乎已经处在一种十分静穆的状态中了。

一条腿搭在靠椅上，上半身斜倾着，无挂无虑地抽着烟斗。

因为我们大家都沉默着不说话，对他闪着期待的眼光，于是他又充满兴会地笑了，申言道：

“你莫说，日本人很讲礼貌呢。走的时候，我才送了一点盘川，他们那个感激的样子呀，又是笑，又是鞠躬。那个领事还再三约我到东京去。我说，你们的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他后一句话说得粗声粗气的，并且打起哈哈笑了。

“说起来大家都知道的，”

接着，他又平静地笑说道，“林攸[修]梅——就是林伯渠同志的弟弟[堂兄]，还有蔡松坡(即蔡锷)，才好大一点儿病呀?不过是牙齿痛!他(指日本人)给你一点药噙起，一吞下去就死掉了!那些人都沾得吗?所以那个领事送我的罐头哟，洋酒哟，我才不吃!”

他笑得更酣畅了。

而他接着又止住笑说，1927年，党中央原是要他到苏联学习的，但是，快要动身的时候，中苏邦交就断绝了，没有去成。

因为绕道德国去吧，路又太远。

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他不愿意经过日本，认为日本的统治阶级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过这个说起来还是有利，”

他总结道，“经历了十年内战!”

于是他用手掌悠闲自得地在大腿上打着拍子，微笑着，陷在一种满足的沉默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