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在中国建立过程中，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他的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磨灭的。

毛主席曾评价他说：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毅元帅说他：“陈嘉庚先生是个很有骨气的中国人，这一点从他反美、反蒋的言论中就能看得出来。”

邓小平对他的评语是：“华侨之旗、民族光辉、陈嘉庚”。

李先念说：要向陈嘉庚先生学习，以促进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己任。

1940年5月30日，陈嘉庚终于来到了渴望已久的延安。实际上早在两年前陈嘉庚曾就萌生去延安的想法，那一年，他得到一份《西行漫记》，书中关于“红星”的描述，使陈嘉庚深受震动。

当时，南洋国民党仍在大力推行反共的宣传活动，这对讲究实际的陈嘉庚来讲，非到延安去一趟，方能体会到其中的真意。

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次访问可以让他的政治生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使他作出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

延安人的十分的热情，这也使陈嘉庚深受感动，虽无好酒好菜，无大排场，但陈嘉庚还是被在场三、四千人的欢笑与鼓掌所打动。陈嘉庚在欢迎会上，频频鞠躬，并挥着手，

“很久以前，我就想到延安去一趟，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当晚，陈嘉庚等人被安置到延安城外交谊厅，这里是延安最好的住所，虽不及重庆国民党的高楼林立，可是却也有宽阔的洞穴，令陈嘉庚感到别有一种世界的感觉。

再后来，陈昌奉受毛主席之托，来到陈嘉庚身边，两人之间的交往，让陈嘉庚真正认识到，他从书本上看到的关于“长征”的传说。

第二日，陈嘉庚在朱德夫妇陪同下，访问了女子学院，并受邀与学校师生进行交流。让陈嘉庚感到意外的是，这所学校有许多南洋华侨女学生，这些人中有来自新加坡的，有马来西亚的，也有印尼的。

当日，陈嘉庚把这些个南洋学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地向他们打听延安的近况。不料，同学们都很是高兴的和他说，她们在延安是不用去交任何繁杂费用的，而且他们每个月都有零花钱，一年还会发四件衣服，每周都有一次肉食。

当谈到他们的安危时，同学们都说：延安这里的风俗很好，一个人常常可以晚上走。

这一幕，让陈嘉庚先生大吃一惊，这几十年来，国家被战乱蹂躏得满目疮痍，老百姓都在东奔西走，哪里还有精力啊！

在重庆市，陈嘉庚也曾与老百姓打过交道，然而，延安这里却是让他感受到一丝不同的希望。

这份不同，也是让陈嘉庚心中顿时充满了希望。

之后，陈嘉庚先生便在一间颇为简陋的窑洞中与毛主席见了面，那时的毛主席还是一身布衣，却难掩看到他的热情。

两人在客套了几句后，便聊了起来。

陈嘉庚一边跟毛主席谈着话，一边对窑洞内的摆设不由的打量了起来，他仔细一看，才发现，在这间窑洞内，除了一张破桌外，还有十多把老旧的木椅，一看便知晓这些年代已久。

经过一番打听后，他这才发现，原来这间“寒酸”得不能再简陋的山洞，竟是毛主席的办公地点。

这一发现，却是让陈嘉庚大吃一惊，他是来自重庆的，在国民政府中，也见过许多政府官员的府邸，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位，都比毛主席豪华得多。

而身为一党之领袖的毛主席，却是被安排在了如此简陋的办公中。

因此也是让陈嘉庚大为震惊，在之后的接风宴中，毛主席再次令陈嘉庚大吃一惊。

毛主席当晚就提议，要以个人名义请陈嘉庚先生共进晚餐。

陈嘉庚先生听说要办酒席，不知怎的，心里就有些不舒服，毕竟以前去重庆时，他看过好多次国民政府极其豪华的晚宴。

于是他想：“共产党不是很穷么？”怎么会有钱办这样的宴席，难不成，这一切都是他们安排的？

如果他们真的是在演戏，那么这一趟延安之行，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抱著这样的疑惑，当晚陈嘉庚先生出席毛主席为他筹办的“宴会”，那次“宴会”，彻底消除了陈嘉庚的一切顾虑。

夕阳西下，毛主席邀陈嘉庚共进晚餐，这一次随行的还有朱德和其他十几个人。吃晚饭的地方是院子中的露天场地上，一个大圆桌上放在一张旧方桌上，桌子上铺着四张大白纸。

看到这一幕，陈嘉庚觉得很是有意思，心中不由的想到，那四块白色的大纸片，难道就是“桌巾”？

一股清风拂过，将那张纸吹得满地都是，干脆就让人把那张纸收起来。那天的菜也很是简单，就是几个本地的青菜，一些猪肉，羊肉，鸡肉，这些不过都是家常菜。

陈嘉庚看到这一幕心中也是感到非常的高兴，他感觉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华侨的尊敬与友爱，同时也体会到中共党员朴实的品格。

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共产党领袖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同时也是因为之他曾与当地民众及在校读书的年轻学子的交谈。

在亲身目睹延安的生活情形后。不久他便返回了南洋，之后他在一次讲演中，谈到了延安的几件事：

有一回，在毛主席的书房里，中人在谈论着南洋的事，指挥所里的人都可以前来，没过一会儿，那间屋子里就挤满了人。一个勤务兵姗姗来迟，看到只有毛主席的长凳附近有些许空隙，于是他就侧着身子坐在了那里。毛主席看到有人坐在了旁边，就下意识的往旁边挪了挪身子，给对方让出了一个更好的位置来。

这是一件从来没有发生过，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根据《陈嘉庚回忆录》，陈嘉庚在离开延安赴山西之前，觉得接待他们的客房处工作多日，颇有劳神，便给他送去了一百块钱以表感谢。可谁成想却是被对方委婉的拒绝了。

这与此前他在重庆那些每天要5块钱买茶叶的司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领导带头下边的人才会去跟着学，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陈嘉庚曾说：我来延安之前，对于中国的未来是非常悲观的，认为中国的救世主还没有诞生，或者还在学堂里念书。实际上此人如今已到了四十五岁，并且对方还做了太多的事情了，而我所讲之人便是毛主席。”

而这一切与他此前在国民党所看到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一年，陈嘉庚受国民党政府之邀，回国视察抗日形势。

蒋介石当然十分重视陈嘉庚的来访。他为陈嘉庚和其他南洋华侨领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陈嘉庚刚下重庆机场，蒋介石就派人来接陈嘉庚一行人，并且还大摆筵席，用以招待陈嘉庚。

陈嘉庚对国民党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有点不以为然的。

在他想来，重庆国民政府应该把办酒席的经费，用作支援前方的军队，这样也可以让国家军队的状况得到充分的改善。

把钱投入到自己这里，并非是什么好事。可是陈嘉庚却不好意思推辞，因为他是客人。无奈之下，只好答应重庆国民政府的请求，留在了重庆。

陈嘉庚在重庆逗留期间，四处探访，尝试着去了解国民党政府和当前的抗战形势。

可是这一看，却是让他大失所望。

如今前方的抗日战士，因为缺乏后方的充足供给，又缺乏优良的武器装备，因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可是在重庆，这些国民党高官们，却是每天都会大摆筵席，消耗掉无数的财货。

这也让陈嘉庚对此非常的不满。

他并非是一个浪费之人。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他一直都是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支援着前线战争。

身为南洋华人的首领，每天他只有两个银币的伙食费，其他的都捐给了国内，用做支援抗日战争。

而现在，国民党却是还是过着酒醉金迷的生活，这也让他很是心寒。

也是在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之后，他这才下定决心，要到陕甘宁边区去看看，那里是否也是如此。

不过却是让他很满意。

在此以后，大量的供应品从南洋运到了延安。一箱箱的药品和军用物资被运了过来。陈老先生还送给毛主席两部美国制造的轿车，而这以前毛主席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的车。毛主席接受了这两种汽车，但是他并没有使用。

他把一部分给朱德元帅，因为朱德经常会去各个地方指挥过战斗，对他来说是有用的。还有一部，是给了董必武和徐特立这些在延安工作过的人准备的，因为他们这些人上了岁数，也是可以用的上。

就这样，陈嘉庚就此与老蒋彻底决裂了。在过来很多年以后，老蒋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他可是花钱请来的啊……

后来的共产党也并没有辜负那些位爱国华侨的期望，他们用一场又一场的胜利，向世人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1949年1月20日，毛主席看到形势已成定局后，便打了一封电报给远在海外的陈老先生，电报是这样写的：

“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越来越趋近于胜利，迫切需要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和华侨都能团结起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领导人来讨论的问题。先生南侨盛望，遂得民心，特邀您北上，出席大会。请回电，并祈赐复。”

在整理毛主席的信件与电报时，我曾看到“并祈赐复”四个字，顿时就感到很是惊讶。

要知道毛主席在建国之初，曾多次请人共商国家大事，但是像“赐复”这样的话，却很少出现。语气中，对陈嘉庚老先生带着浓浓的敬意。

陈嘉庚于1949年5月5日离开了新加坡，他在经过香港和天津时，到达了北京。

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沈钧儒，等百余号人，在火车站热烈欢迎着他。

两天后，陈嘉庚在周总理的陪伴下，与毛主席见了面，并且告诉毛主席：此前我在延安分别时，答应你的两个要求，如今我都做到了。

陈嘉庚首先讲的是，上一次他一回到重庆，就告诉蒋介石说，中共全心致力于抗日，并不敌视国民党，要蒋介石同中共联合起来，共同作战。

第二次，陈嘉庚尚未返回南洋之际，便将延安的所见所闻，原原本本地向众人讲述了起来，蒋介石因而对他印象逐渐产生了厌恶，陈嘉庚则是告诉毛主席：“我也不管这些，我所凭着自己的良知和人品，绝不会歪曲事实！”

陈嘉庚为抗日救国所做的一切，都令人钦佩。毛主席为此致赠陈嘉庚先生一封信：

“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陈先生居功至伟。现在解放战争已经打赢了，我们要尽快地把残余的敌人消灭干净，把我们的建设工作做好。这次您来得正是时候，再过两天，我们的新政协会议就要开始了，您可一定要去。”

当天，毛主席，周总理与陈嘉庚，长谈至深夜，然后才告别。1949年9月30日，第一次全国新政协大会圆满结束，陈嘉庚先生也是当选为常务理事兼中共中央委员。

九月份，他如愿以偿地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十月一日，他与许多国人一道，共同见证了新中国的建立。

从那以后，这位老先生耗尽家财，回到自己的家乡，为创办集美和厦大这两所学校而奋斗了大半辈子。

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实际上是想让他留在北京的，因为他听到了一些特务对他的恶意，担心这样会危机到老先生的安全。

但是陈老先生非常干脆的回绝了，他说在福建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不能离开。主席拗不过对方，只好嘱咐周总理，让他多加几个人，把他安全地保护起来。

从此，陈老先生在福建办起了教育方面的大事小事，从不劳烦国家。他也知道，现在的国家，百废待兴，没有足够的资金，所以，他只能自己想办法。

后来他只有一次找过主席帮忙，当时的他写了一封信，请主席为集美的解放碑题字。当年集美的解放，牺牲了那么多烈士，所以陈老先生才会为这些烈士求上一句话。

毛主席看了来信后，这样回答道：

我已经收到了，请稍等！遵嘱书写集美解放牌七个大字，不知合不合用？你最近可好？

顺致敬意

该信写于1952年5月16日。落款是“毛泽东”。

随著信件一同发出的，是“集美解放纪念碑”这七个大字。今天，这座高28米的石碑正位于厦门市集美区，只见上面镌刻着毛主席亲笔所写的7个字。

它的背面则是刻着284个字，这些字是陈老先生78岁时所题。毛主席的书法刚劲有力，而陈老先生的书法却有一种清雅脱俗的味道。

1950年时，陈嘉庚一家举家迁往故乡集美村，漂泊了大半辈子的他，这一次总算是踏实地走上了归乡的道路。

陈先生回国后，仍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发展与建设，并亲任集美大学、厦门大学两所学校的筹建工作。

为了让学生们有更好的研究和学习环境，他也愿意为学生们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

抗美援朝时，陈嘉庚仍牵挂着前线的将士，自其私人帐户中，写下五十万元人民币的大额支票，用以购买战地御寒用品，献给前线与美帝作战的勇士，愿每一位战士们，都可以将对家乡人民的殷殷祝福，用到与敌人的作战中。

可是，一向为国捐钱，慷慨解囊的陈嘉庚，晚年过得很清苦，很节俭。

陈嘉庚先生家里的床、桌子、沙发和蚊帐，都是用了很多年的老东西。他身上的衣服，鞋子，袜子，全都是打了补丁的，连一件新的都舍不得换。

一般来说，上了年纪的人，都要注意营养，但陈先生给自己定了个五毛钱的标准，绝对不能超过这个标准，所以，他平时只吃红薯粥，花生仁，豆腐干，腐乳酱等清淡的东西，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加一道鱼肉，加点肉。

他要存下一文钱，以备将来国家有难之时，能拿出全部身家。

1961年，陈嘉庚先生得了一场大病，家里人将他送到了北京，希望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可是陈先生的病情实在太重，在当时的医学水平下，根本没有办法医治。

八月十二日，陈嘉庚先生于北京辞世，当日周总理来到了灵堂，亲自送了他最后一程。

遵照陈老爷子生前的意愿，他的儿女们将他的遗体接回了家中，之后便葬在了集美鳌园中。陈嘉庚在国外漂泊的大半个世纪时间里，他始终保持着一颗火热的心，他用自己的一生，为国家的独立和解放而奔走呐喊，从未曾停下过脚步。

后来陈嘉庚先生的骨灰，也是与他朝思暮想的家乡，永远紧紧拥抱在一起，再也不会分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