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深秋，毫县东北角的花园庙内，一盏昏暗的油灯在夜风中摇曳。审讯室里，一名留着络腮胡的日伪特务正挥舞着皮鞭，冷笑着逼问眼前被吊起的年轻人。突然，年轻人说出的一句话，让特务的手停在了半空中。油灯的光芒下，特务那张狰狞的脸庞逐渐变得惊愕。谁能想到，在这个命悬一线的时刻，一个意外的身份竟成了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个被捕的年轻人究竟说了什么？他与这个残暴的特务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联系？

一、日伪据点花园庙的残暴统治

1939年的花园庙，已经与往日香火鼎盛的佛门净地判若两人。这座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古庙，坐落在毫县东北角，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占据着豫皖苏边区的交通要道。日军占领毫县后，便将这里改造成了一处军事据点。

花园庙外原本热闹的街市，此时已经冷清萧条。庙前的青石板路上，每天都有日伪军押送着被抓来的百姓。据点里，除了驻扎着一个小队的日军，还有二十多名专门负责搜查情报的伪军特务。

据点的最高负责人是一个绰号＂黄脸阎王＂的日军中尉，此人性格残暴，动辄打死打伤。在他的授意下，特务们经常以＂新四军嫌疑＂为由，在各个村庄抓人敲诈。被抓来的人，轻则被勒索家产，重则遭受酷刑。

花园庙大殿里的佛像早已被砸毁，取而代之的是一排审讯室。原本供奉神像的地方，如今挂满了各种刑具。最让当地百姓谈之色变的是大殿正中的那根铁链，许多被怀疑是地下党的人都在这里遭受过吊刑。

1939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据点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两名日军士兵押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农妇走进大门，说是在她家的地窖里发现了一些可疑的文件。那农妇一路哭喊着自己是良民，却仍被拖进了审讯室。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有人看见几个伪军将一具冰冷的尸体抬了出去。

就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中，据点里的特务们却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他们白天在街上横行霸道，晚上则聚在一起赌博喝酒。花园庙西侧的禅房被改造成了特务们的起居室，经常传出他们放浪形骸的笑声。

这些特务中，最令人畏惧的是一个留着络腮胡的中年人。此人名叫刘德山，原本是黄水窝的一个泼皮，投敌后在据点里当了个小队长。他审讯犯人时最为凶残，经常把人打得半死才停手。

在花园庙的后院，原本种植菜蔬的园子如今堆满了从各处抢来的财物。据点外的百姓私下都说，这座庙已经成了人间地狱，但凡是进去的人，十个有九个出不来。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一个推着独轮车的年轻人和他的同伴在据点外被拦了下来。这两个人的出现，注定要在这座恐怖的据点里掀起一场意想不到的波澜。

二、地下党员的秘密任务

陈子良是豫皖苏边区新四军第五支队的一名地下交通员。1939年10月，他刚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回到根据地。在校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了军事指挥和政治理论，还专门接受过情报工作的训练。

支队部安排他与老交通员王萌林搭档执行任务。王萌林虽然只有初小文化，却在地下工作岗位上摸爬滚打了三年多。他熟悉豫皖苏边区的每一条小路，掌握着各个据点的情况，曾多次成功完成机密文件的传递任务。

这次任务的内容是将一份关于日军部署的情报送到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这份情报记录了日军在豫皖苏边区最新的兵力分布和防御工事布置，对即将展开的军事行动至关重要。

为了掩护身份，王萌林准备了一辆独轮车，车上装着几麻袋大蒜。在其中一袋大蒜的底部，他们巧妙地藏进了那份机密文件。这是交通员们常用的传递方式之一，因为大蒜的气味可以掩盖纸张的味道，避免被日军的警犬发现。

两人商定，由王萌林扮演走村串户卖大蒜的小贩，陈子良则装作他雇来帮工的短工。他们精心准备了一套身份来历：两人都说是来自黄水窝村，这个村子距离毫县较远，不容易被查证。

临行前一天晚上，支队的情报科长特地找到他们，交代了此行的注意事项。首先要避开日军的几个重要哨卡，其次是遇到盘查时要沉着应对，最重要的是确保机密文件万无一失。

十一月十七日清晨，王萌林和陈子良从一个叫小茅店的村子出发。这个时节，正是农民收获大蒜的季节，挑着大蒜到集市上卖的人很多，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他们沿着土路向北走，一路上经过了几个小据点。每到一处，王萌林就装模作样地吆喝着卖大蒜，陈子良则在一旁帮着搬运。这种方式果然有效，前面几个岗哨都顺利通过了。

可是在接近花园庙据点时，事情却出现了变故。一个面色阴沉的特务拦住了他们，开始盘问来历。这个特务盯着陈子良看了又看，似乎对这个年轻人特别感兴趣。情况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即将开始。

三、意外事件的转机

花园庙据点的审讯室内，刘德山特务队长正在审问陈子良。油灯的光线下，刘德山手里把玩着一根皮鞭，不断询问陈子良的身份来历。陈子良依然坚持自己是黄水窝村的农民，只是帮王萌林运送大蒜赚工钱。

突然，刘德山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黄水窝村的东头，是不是有一棵老槐树？＂陈子良愣了一下，随即回答说确实有这么一棵树。这个回答引起了刘德山的兴趣，他接着问道：＂那你可知道老槐树下的水井是什么时候挖的？＂

陈子良说道：＂那口井是民国十二年挖的，当时还死了一个叫刘三的工人。＂这句话一出口，刘德山的脸色突然变了。那口井确实是在民国十二年挖的，而死去的工人刘三，正是他的堂叔。

刘德山放下皮鞭，仔细打量着陈子良的面孔。他问道：＂你姓什么？＂陈子良回答：＂我姓陈，叫陈子良。＂刘德山又问：＂你父亲是不是叫陈长河？＂陈子良点了点头。

原来，陈子良的父亲陈长河曾在黄水窝村住过几年，与刘德山的家族有着深厚的交情。当年陈长河在村里开设私塾时，刘德山还曾在他那里读过两年书。后来陈长河举家搬迁，两家便失去了联系。

审讯室里的气氛突然变得微妙起来。刘德山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命令其他特务退出审讯室，只留下自己和陈子良。接着，他压低声音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时，陈子良注意到刘德山的语气已经完全改变。他决定赌一把，说出了一件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往事：民国十五年，黄水窝村发大水，是陈长河组织村民加固堤坝，才保住了全村的庄稼，其中就包括刘家的良田。

这个细节打动了刘德山。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铜板，这是当年陈长河送给他的教学纪念品。他低声说道：＂你既然是长河先生的儿子，我不能让你死在这里。＂

外面的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是日军军官在巡查。刘德山迅速做出决定，他大声呵斥着，用皮鞭抽打墙壁，制造审讯的假象。同时，他悄悄地告诉陈子良，自己会想办法放他出去。

夜色渐深，花园庙内传来更换岗哨的声音。这个意外发现的亲戚关系，将给这次危险的遭遇带来怎样的转机？王萌林还在庙外等待，那份关键的机密文件能否安全送达？一切都悬而未决。

四、巧妙周旋与智取情报

深夜的花园庙，刘德山带着两名特务押解陈子良来到后院。他对手下说这个犯人需要进一步审讯，命令他们把陈子良关在柴房里。特务们刚离开，刘德山就迅速打开了柴房的门锁，递给陈子良一件破旧的伪军制服。

这时，王萌林正被关押在前院的一间禅房里。他的那车大蒜已经被特务们搜查过一遍，所幸机密文件藏得很隐蔽，没有被发现。刘德山告诉陈子良，日军要求明天一早继续审讯王萌林，情况十分危急。

陈子良提出要救出王萌林，但必须在天亮前完成。刘德山思索片刻，说出了据点的巡逻规律：每两个小时换一次岗，午夜到凌晨两点是最松懈的时候，因为日军长官们都在酣睡。

当晚十一点，刘德山找来几个特务，说要转移陈子良去另一个审讯室。借着转移的机会，他们经过了关押王萌林的禅房。刘德山故意在房前停留，让陈子良看清了门锁的位置和守卫的人数。

接近午夜时分，据点外突然传来一阵枪响。原来是刘德山安排人在外围制造骚动，声称发现了可疑人员。大部分守卫都被调去增援，前院的警戒一时松懈。

就在这个间隙，刘德山带着陈子良来到禅房外。他支开了守卫，假装要继续审问王萌林。趁着更换岗哨的混乱，他们迅速打开了门锁。王萌林见到陈子良穿着伪军制服，先是一惊，随后明白了这是一个脱身的机会。

刘德山指出了据点的一处隐秘后门。那里白天用来堆放柴火，晚上只有一名守卫。他暗示陈子良，那名守卫每到凌晨一点都会去茅房。就在守卫离开的短暂时间里，两人可以从那里逃出去。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刘德山还交给陈子良一份据点的布防图。这份图纸详细标注了暗哨的位置和巡逻路线，对于地下党来说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他说这是为了报答陈长河当年的恩情。

凌晨一点整，当那名守卫离开岗位后，陈子良和王萌林趁着夜色溜出了后门。他们沿着事先确定的路线，避开了日军的哨位，成功逃离了花园庙据点。

黎明时分，据点里才发现少了两个犯人。当日军军官暴跳如雷地质问时，刘德山却表现得十分镇定。他带着特务四处搜捕，实际上是在为陈子良他们争取逃离的时间。

这次看似惊险的被捕经历，不仅保住了原有的情报，还意外获得了一份据点的布防图。而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全都要归功于一段尘封已久的师生情谊。

五、隐秘战线的胜利

1939年11月20日，陈子良和王萌林终于抵达了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部。他们带回的不仅有原定的日军部署情报，还有一份意外获得的花园庙据点布防图。支队司令员仔细研究了这两份情报，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情报显示，日军正在豫皖苏边区集结兵力，准备对根据地发动新一轮＂扫荡＂。而花园庙据点的布防图则为我军提供了一个可以利用的突破口。这个据点位于日军防线的关键位置，一旦攻下，就能打开通往敌后的通道。

支队部随即制定了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他们决定利用据点布防图的信息，首先突袭花园庙，然后以此为跳板，打击日军的主力部队。这个计划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定于11月25日夜间实施。

行动前夕，陈子良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据点内的刘德山很可能成为我们的内应。通过这条关系，支队派出交通员与刘德山取得了联系。刘德山表示愿意配合行动，并补充了据点最新的防务部署。

11月25日傍晚，支队派出的突击队在据点外集结。他们分成三个小组：第一组负责破坏据点的电源和通讯设备，第二组担任主攻任务，第三组则负责切断据点与外界的联系。

午夜时分，行动开始。在刘德山的配合下，突击队首先控制了据点的后门，然后迅速占领了制高点。他们利用事先准备的绳索和钩爪，悄无声息地越过围墙。第一组队员准确找到了据点的配电室，切断了电源。

黑暗中，日军军官们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突击队就已经控制了据点的主要建筑。刘德山带领一批伪军投诚，使得这次行动几乎没有遭遇强有力的抵抗。整个据点在一个小时内就被我军完全控制。

这次突袭的成功，给日军的防御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我军不仅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还救出了几名被关押的地下党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据点，部队打开了一条直通敌后的通道。

行动结束后，刘德山加入了新四军，成为了地下工作的一员。他带来的人员和情报，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持。而陈子良和王萌林继续在隐秘战线上执行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默默贡献着力量。

这次成功的突袭行动，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显示了地下工作者们在隐秘战线上的重要作用。一份情报、一个关系，都可能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因素。这次原本是传递情报的简单任务，最终演变成了一场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的军事行动，为豫皖苏边区的抗日斗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