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生存问题只能算是蜀汉的次要矛盾，蜀汉的最大问题是人事，是如何将各派力量拧成合力保持内部稳定同时向外输出的大事。蜀汉的一切政治、军事、外交都要为这一目标服务。

从东汉中平元年（188）宗室刘焉进入益州为益州牧时，益州内部的人事就已经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刘焉将来自中原避难益州的“东州士”作为其基本盘后，蜀汉本地豪强天然就对刘焉表现出强烈抗拒。

这很好理解，因为刘焉是以外人的身份来分享益州的蛋糕，在益州士大夫群体眼中，刘焉就是妥妥的入侵者，虽然刘焉是朝廷正式任命的益州牧。这和孙策在初入江东时被江东世族视为侵略者是一回事。

任何一个地域集团都不想外力介入来分享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为了迅速在益州确立自己的权威，刘焉就以诛杀益州豪强的做法来立威。初平二年（191），刘焉诛杀益州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此举，马上就引起了益州内部的地震，犍为太守任岐和校尉贾龙立马就发动了叛乱。只是，刘焉利用青羌人和东州兵成功平定了叛乱，暂时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此后，益州就同时存在两股势力：从南阳、三辅等中原地区投靠刘焉的东州派，属于客人；益州本地的豪强和士大夫，为主人。

主客矛盾从此严重影响益州内部的稳定。

由于刘焉实行宽政，又没有魄力实施改革，所以益州的主客矛盾就始终存在，持续威胁益州内部的稳定。

刘焉去世之后，本来是三子刘瑁接任益州牧，但刘焉旧部却为了更好地控制益州局势将性格懦弱的刘璋推了上去。这就说明，在刘焉去世之后，益州牧的权力就已经旁落。没有雄主坐镇，益州的主客矛盾只会愈演愈烈。

建安五年（200），益州巴郡豪强赵韪秘密联系益州豪强起兵攻击刘璋，当时，蜀郡、广汉、犍为都响应了赵韪。最后是东州兵死战，益州才恢复了稳定。

由于东州兵以武力优势压制了益州豪强，所以此后的东州兵就更加不受控，抢劫、私闯民宅已经成为常态化。尤其是将军庞乐和李异自恃军功根本就不将刘璋放在眼里。

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刘璋就想到了同为汉朝宗室且在赤壁之战后已经崛起的刘备势力来益州给自己助威。请注意，刘璋请刘备来益州绝对不是为了攻击汉中的张鲁，而是为了借助刘备的威望来强化自己对益州的统治，这从刘备入蜀之后双方经常饮酒高会迟迟不提攻击张鲁的事就能看出来。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想问题，在刘璋的认知中，内部矛盾肯定比外部矛盾更具威胁，只有当他解决了内部矛盾，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才能整合、调动资源解决外部矛盾。

所以，这就更加印证了刘备是来配合刘璋表演的这一猜测。

但是，这却存在引狼入室的风险，所以就遭到了益州内部大部分人的反对：益州蜀郡人张肃、巴西人黄权、广汉人王累、巴郡人严颜等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

因为，东州派的入局已经侵犯了益州豪强的利益，益州士大夫肯定不希望刘备再掺和进来进一步搅乱益州的局势，使自己的权益受到影响。

再一个，江湖上的人都知道刘备的雄才，如果刘备入蜀，益州豪强肯定不会像忽悠刘璋一样那么容易，益州士大夫群体失去话语权几乎就是注定的。

所以，出于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益州士大夫就非常有必要将刘备拒之门外。至于广汉人彭羕私下去见庞统，那是因为刘璋得罪了他，故而导致了彭羕的二心。

对于支持刘备入蜀的张松、法正、孟达，则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赞成、策划刘备入蜀的。

在不能左右刘璋决策的情况下，益州派也只能采取死战的方式将刘备拒之门外：广汉人郑度向刘璋献了迁民、烧粮耗死刘备的计策；蜀郡人张任两次被擒，宁死不降；蜀郡人张裔死战刘备部的张飞、诸葛亮...

即使是在刘备兵围成都的情况下，益州派都表示，愿意为刘璋死战，只是刘璋出于不想扰民的考虑，最终选择了投降。

刘璋真正的目的是想刘备为自己助威 图源/剧照

至于东州派的吴懿、李严、费观、许靖等人投降刘备，则完全是为了延续自身在益州的权益，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外人，如今只是重新站队而已。

当然，这也不排除益州内部人为了自身利益而投降的，比如，益州郡的李恢，他在作出刘璋必败的判断之后就果断投降了刘备。

总体来分析，益州派是坚决反对刘备入蜀来打破既有秩序的主体。

刘备在成功据有益州之后，其麾下的荆州派和元从派也就成为了所谓的“客”，而益州派和东州派却形成了合流，成为“主”，主客关系在更新之后变得更加复杂。

在初入成都之后，刘备最需要做的自然是稳定各方势力，为此，他必须拉拢益州派以迅速地稳定局势。《先主传》记载：“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

这个名单里除了法正、许靖和马超以外，都是跟随刘备入蜀的新人，成为益州的统治主体。

和刘焉初入益州时一样，刘备也必须保证其基本盘荆州派和元从派控制益州的格局。但对于益州派和东州派，刘备也必须分享权力，所以，对于像董和、黄权、李严这样的刘璋旧属，吴懿、费观这样的刘璋亲戚，甚至被刘备所记恨的刘巴，刘备都给了他们高官厚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董和，刘备以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

处之显任，尽其器能。

为了进一步拉拢益州派，刘备甚至还娶了吴懿的妹妹刘瑁的遗孀为夫人，以联姻的方式架设一座沟通新旧关系的桥梁。

一套组合拳打完之后，益州才算暂时稳定下来。史书称其“慰蜀士大夫之心”。

等于是，刘备用官职和利益换取了益州派的支持，暂时和益州派形成了合作的局面。

政治的本质本来就是平衡。

但在益州豪强的眼里，刘备和当年的刘焉一样，属于入侵者，是来抢他们蛋糕的，所以，根本不会真心支持刘备，尤其是刘备还铸造直五百铢钱、垄断食盐以掠夺蜀地财富的行为更是激起了蜀地豪强的不满。

谁都能看出来，益州表面的和平之下其实是波谲云诡，曹魏谋士刘晔就评价说：“得蜀日浅，蜀人为恃也。”

建安二十三年（218），广汉郡豪强马秦和高胜等人造反，数万人的兵力直接就打到了犍为郡的资中县，逼近成都。

请注意，马秦和高胜率领的更多是家族的私兵。这就说明，益州豪强和东吴世族一样，都是掌握一定数量的私兵，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的，这就更让坐镇成都的刘备如坐针毡。

至于益州士大夫群体，他们不仅不迎合刘备，还唱起了反调。刘备准备打汉中，蜀郡人张裕以谶纬学说来反对，即使在刘备拿下汉中之后，张裕还进一步扬言：“刘备得益州九年之后，必然失去益州。”

刘备为了控制舆论，只能将张裕给杀了。同时和刘备唱反调的还有，来敏、李邈、刘巴等人。

当然，大部分人的态度还是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只是慑于荆州派的武力优势不敢公开反对罢了。

为此，刘备是不得不各种拉拢益州派，具体表现就是，在称汉中王的《上汉帝表》中，将益州派列名荆州派之前。

但内部依然有人挑战刘备的权威，彭羕甚至将刘备称为“老革”，在刘备决定将其贬为江阳太守时，彭羕竟然去找马超公然拉他造反：“老革荒悖，可复道邪！”

“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这句话直接将马超惊出一身冷汗，赶紧给刘备汇报。

刘备只能将彭羕处死。

就是在处死养子刘封一事上，刘备其实也是在向益州派妥协，因为，是刘封造成了孟达的投降、东三郡的丢失，刘备必须对益州派有个交代。

当然，刘备此举也是提前在给刘禅排雷，以免刘封将来威胁到刘禅的皇权。

刘封之死也是刘备出于稳定内部的需要 图源/剧照

在经历了219年关羽战死、荆州丢失、孟达投降的一系列重挫之后，刘备的威望已经跌到了极点，他对益州的统治就更加无力。所以，当他在曹丕篡汉之后提出要称帝的想法时，立刻就遭到了大量反对：犍为郡南安县人费诗表示，刘备称帝会导致人心疑惑；尚书令刘巴也表示刘备称帝会失去天下人心；主簿雍茂也表示反对...

结果是，刘备一意孤行，还杀了反对自己称帝的雍茂。

对于刘备称帝这事其实很好理解，一个是欲望使然，一个是为了在益州延续大汉的国祚，最重要的是，他需要皇权的威力来压制内部矛盾。包括后来的伐吴动作，也是为了获取军功来增强自己在益州的威望。

一切都是为了稳定内部。

对于刘备东征的行为，益州内部更是一片反对的声音，有一个叫李意其的神人甚至是公然唱衰刘备出兵东吴的决策。刘备让李意其预测征吴的吉凶，李意其呢，直接预测刘备不仅会遭遇惨败，完了还会身死。

李意其代表了益州内部唱衰、反对甚至诅咒刘备的声音，可见刘备对益州统治之弱。

结果呢，蜀军在夷陵战场遭遇惨败，刘备仅存的威信被彻底耗光，直接不敢回成都了。一系列打击导致刘备生了重病，倒在了白帝城。

受蜀军战败和刘备重病的影响，益州的反对势力马上就以反叛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比如，章武二年（222）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听说刘备重病，立刻造反，向成都挺进。在刘备驾崩前后，发动叛乱的还有：牂牁太守朱褒、益州大姓雍闿、越嶲王高定等人。

这是荆州集团在遭遇战败，威信大降，武力受损之后的必然，属于益州势力对荆州势力的反扑。

很显然，益州派已经不认可荆州派对益州的统治。对于刘备来说，此刻最大的威胁倒不是曹魏和东吴的外患，而是益州本地势力对荆州派的反扑，是荆州派能不能继续在蜀地立足保住蜀汉盘子的大事。

所以，刘备托孤，必须得将益州本地势力考虑进来，打造荆州派和益州派共治的格局以保住蜀汉的盘子。

章武二年（222）秋，刘备将犍为太守李严征召到永安宫并任命为尚书令，实际负责行宫的大小事务。去世前，刘备又做了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同为辅政大臣的安排。

诸葛亮是荆州派的代表，李严是益州派的代表，诸葛亮代表朝廷势力，李严代表地方势力。刘备打的还是平衡的牌。

建兴元年（223），诸葛亮受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李严同时获封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可见，刘备之后，平衡依然是诸葛亮处理蜀汉政治关系的重心。

但刘备在世时还可以凭借个人威势来控驭局势，刘备驾崩之后，蜀汉内部矛盾的摩擦只会更加厉害。

这一点，刘备也早有预料，他之所以在弥留之际留下“若刘禅不才，君可自取”的话，就是为了在李严面前突出诸葛亮的首辅地位，以保证诸葛亮能顺利地统筹全局。

而且，李严虽然与诸葛亮同为顾命，却不得入成都，只是居永安为外镇，和诸葛亮的地位根本没有可比性。

此后，围绕益州的权力，攻击旧人的群体将矛头指向了李严，不满新人的群体又对诸葛亮是刻意攻击。

新人发难的代表是廖立，廖立因为地位处于李严之下，常常是各种抱怨，同时还当着诸葛亮亲信的面对刘备当年和东吴争荆州而不取汉中的战略错误是各种批评，甚至对关羽也做出了“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的评价，说他是前后数丧师众。

诸葛亮以“诽谤先帝，疵毁众臣”的罪名将廖立废为平民，发配到偏远的西北汶山郡。

旧人不服从管理的代表是来敏。诸葛亮在筹备北伐事务时，将虎贲中郎将领宿卫兵的来敏任命为军祭酒、辅军将军，原因就是，刘备生前就不想用他，而来敏本人也常常是惹是生非唯恐天下不乱的姿态。

诸葛亮的决定果然遭到了来敏的强烈反抗：“新人有何功德，而夺我荣资之耶？”

当然，旧人中对诸葛亮威胁最大的还是李严，荆州派要想在后刘备时代继续作为益州的主导，就必须得解决李严问题。谁都知道，李严的作用更多是特殊时期的一种过渡。而李严也早有与诸葛亮分庭抗礼的架势。

这点，诸葛亮是心知肚明，所以才有了建兴四年（226）诸葛亮以出军汉中为由将李严从永安调任江州的事。离开军镇永安，来到内地江州，李严的地位实际上是下降了。而且，永安都督陈到虽然表面上受李严节制，但陈到的标签可是荆州派，他前去上任时还带去了由刘备生前直接统领的蜀汉最精锐的侍从卫队——白毦兵，明显是制衡李严的节奏。

但此次李严的势力也并没有被稀释多少。李严屯驻江州，总览蜀汉东部军政，表现出了与诸葛亮的成都势力分蜀而治的态度。

李严想将分蜀的格局合法化 图源/剧照

此后，李严在全力经营江州的同时制造各种事端以攻击诸葛亮，劝诸葛亮受九锡，进爵为王以达到用舆论剿杀诸葛亮的目的就是标志性事件。

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李严还请求诸葛亮“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想效法曹魏的陈群、司马懿，开府治事，以与在成都开府领益州牧的诸葛亮等列。

很明显，李严是想将分蜀的格局合法化、长期化，与诸葛亮始终保持分庭抗礼的架势。如此，蜀汉新旧之间的裂痕只会越来越大。如果任由这种局面发展，蜀汉很可能会亡于内耗。所以，新旧之间必有一战。

建兴八年（230），李严升为骠骑将军，诸葛亮以北伐曹魏为由将李严从江州大本营调到了汉中。虽然诸葛亮同时任命李严儿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接替李严，但失去李严的江州只能绝对服从朝廷。

可见，内部矛盾体现在蜀汉政治的各个层面，皇权更迭、战争等各领域，诸葛亮只有消弭内部矛盾，才能凝聚蜀汉力量进行北伐，以北伐来证明蜀汉的合法性，以攻为守进一步维持生存。

建兴九年（231），借粮草督运事件，诸葛亮一举将李严打倒，废李严为平民，迁徙至梓潼郡。

以打倒李严为转折点，蜀汉的客主之争基本算是画上了句号，诸葛亮终于确定了自己在蜀汉的权威统治，从此可以将所有力量都聚焦在北伐这件事上。

同时，解决了李严也就解决了江州问题，李严被废后，诸葛亮马上就夺了李严儿子李丰的兵权。这样，江州地区的军政大权也就转移到了诸葛亮的手中。

至于诸葛亮自杀式的北伐行为，一个是为了通过高举“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旗以证明蜀汉的合法性，更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维持蜀汉内部脆弱的团结。

后来，益州派虽然还有李邈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以“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的语言攻击诸葛亮被刘禅所杀，但也只不过是客主之争的余波而已。

蜀汉的内部矛盾随着李严被废、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基本画上了句号，虽然后来还发生了魏延和杨仪之争，但毕竟都属于刘备阵营的人。

只是，蜀汉的内部矛盾虽然暂时得以解决，但蜀汉的国力也虚弱到了极点，只能坐等被兼并的命运。

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的国运就已经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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