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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建

摘要：对象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国民性等方面的人文知识，是国别与区域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应用研究的前提。外语学科是中国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只是其外显的特长，其真正的当行本色和潜在优势，在于域外人文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建构。外语学科可发挥多语种优势，运用第一手外文资料，在已有的外国语言、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目标、功能为导向，展开对象国和区域人文领域问题研究，与世界史、国际政治、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构成各擅胜场而又彼此支持、相向而行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同心圆”。

主题词：外语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知识体系；人文学视角

1导言

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外语学科评议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2013：49）根据外语学科新发展要求和国家对外语学科专业人才的需求，确立了外语学科的五大学科方向，即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2017年和202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先后公布的“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也都将国别与区域研究作为外语学科五大学科方向或主干研究领域之一。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增设了“区域国别学”一级交叉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是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之一。

无论是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还是作为外语学科五大研究领域之一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涉及范围都非常广。外语学科如何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更具体地说，外语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主题和主要内容应该是什么？在“区域国别学”一级交叉学科中，外语学科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和主攻方向应该是什么？明确了目标和任务，才能明确方向，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长。

在我看来，外语学科的着眼点应是基础研究。

2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秦亚青（2022）将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分为三个基本类型，即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描述性知识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即建立一个国家、地区基本情况的知识谱系，这是学科的基础。学理性知识是关于“为什么”的知识，是“在掌握了基本的描述性知识之后，通过理性思考或是逻辑思辨而得出的、表现规律性的知识”（秦亚青，2022：6），即理论知识，这是学科的内核。应用性知识是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的知识，这是学科的功能。这三类知识彼此关联，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没有描述性知识，就不可能出现‘国别通’和‘区域通’的人才，也无法进行其他类型知识的生产；没有学理性知识，高质量的应用性知识就难以产生，学科也难以深入持续发展，甚至会失去作为一级学科的基本标识；没有应用性知识，区域国别学则将无法承担当下的实践责任和社会功能，成为知识建筑的空中楼阁。”（秦亚青，2022：8-9）

如果从研究类型和功能上来划分，国别与区域研究可分为两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包括对象国、区域人文领域和社科领域的知识研究和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包括外交、外事等涉外事务研究和咨政、对策性研究。

无论是涉外事务研究还是咨政对策研究，都离不开基础研究在知识和理论上的支撑。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需要建立全面的国别与区域知识体系，需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分别进行研究，即从对象国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政治、族群、宗教、信仰、国土资源、习俗、礼仪等最基本的知识着手，逐一加以研究，逐步构建对象国全方位、全息化的知识体系。在真实、完整的知识体系基础上，才有可能对该国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文化机制和政治行为必然性等深层次问题进行研究。缺乏体系化、完整的基础研究，没有对象国知识体系的支持，应用研究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后继乏力，不能持久。缺乏对对象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等渊源与发展的深层次了解，没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和深入的学理性研究，就不能触及问题产生的深刻根源，看不懂其行为模式，看不透其行为动机，不能做出合乎其历史、文化、政治逻辑的深度推演和前瞻性的预判，对策性研究就很可能流于表象分析，而难以提出恰当、可行的应对之策，达到咨政的目的。

薄洁萍（2016：52）指出，美国的智库之所以“能够真正起到智囊团的作用，那就是美国拥有全面而扎实的基础研究知识”，这些知识来自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巨大成果”。美国学者查尔斯·金（Charles King）认为，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强国，凭借的不仅仅是其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更“在于其所拥有的对于隐藏于其他国家内部的语言与文化、历史与政治体系、地方经济与人文地理所具备的无可匹敌的知识和了解”。（转引自陈岳，2022：10）

就我国目前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现状来看，基础研究还严重不足。我们对“一些地区和国家的事实性知识还处于高度缺乏的状态，不仅像非洲和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即便是对于我国的近邻，比如中亚和东南亚，也缺乏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了解”（秦亚青，2022：5）。缺乏对对象国和区域基本情况的了解，不仅不能顺利开展国际事务，保护和拓展国家海外利益，促进中外交流，甚至“每一步都会遭遇陷阱，麻烦不断”（赵可金，2021：125）

有了扎实的基础研究，应对策略的“工具箱”才有可能丰富而多样化。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各领域，外语学科虽都可涉及，但重心所在，则应是基础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里的人文方面的研究。外语学科应扬长避短，重在专而精，体现当行本色，而不是舍近求远，追求广而全，成了“Jack of all trades”。

3人文研究在基础研究中的地位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基因，是其安身立命之本。一个国家的安身立命之处，其发展动力和机制，与其民族性格、文化特质密切相关，因此，需要从民族性和文化性上着手，才能探寻到其核心的因素。

赵可金将文化阐释和文化对话提升到国别与区域研究本体论的高度，认为：“区域国别学是一门针对某一特定国别和区域的外部研究，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和对话过程。无论从人文学科的视角出发，还是走社会科学的路线，区域国别学所做的一切工作在本质上都是致力于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解释、阐释和转译，进而让存在于某一区域国别的独特文化现象易于被其他国别和地区理解。”（赵可金、刘军，2022：8）

当代世界政治格局，是以国家而不是民族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来运作的，因为国家是“最具文化和战略意义的地理区域，有着明确的疆域和主权，在国际社会较少争议”（赵可金，2021：123）。国家是地理、政治概念，民族是文化概念。但要深度地了解一个国家，民族和民族性问题又凸显了出来。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政治趋向与其历史化的民族性格、文化特质深度地交织在一起。国家政治是这些深层次的民族性和文化根性的当代表征和现实表现。

国别与区域的人文学研究，重点在于不同文化间的阐释，从矛盾、冲突、立场差异中分析深层次文化原因，以达到“了解之同情”，从而理解对同一事件、同一现象、同一问题，为何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了这样的认知基础，才有可能找到对话、协商的契合点，为达成彼此谅解和接受的解决方案创造条件。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人文学视角，就是从对象国和区域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文化、宗教中，提炼出人文问题，研究其民族性、历史观、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文化品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其核心主题是民族性和文化性，通过其语言、文学、文化、哲学、宗教、艺术，探寻其民族之根和文化之魂。

人文学研究在国别与区域的基础研究中，居于核心的地位。

4外语学科在国别与区域人文领域研究的优势和独特意义

4.1 外语的优势

外语，自然是外语学科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最显而易见的优势。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地经验性”：“研究者必须在对象国或对象地区生活和工作一定的时间，没有当地的生活体验和实地考察是无法做研究的。”（钱乘旦，2021：83）田野调查、在地化经验的获得，其最好的方式是用当地人的母语进行交流，这样不仅可以拉近距离，增进亲近感，更可以获得对当地人文信息的切身感受和真切了解。

在国别与区域的学理性研究中，对对象国和区域的第一手文献的研读尤为重要。二手甚至三手资料，要么信息不完整，资料的可靠性存疑，要么受到作者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借助二手或三手资料，研究的原创性受限，而难以作出客观的学术判断，提出自己创新性的观点。

英语现在成了国际上的通用语言，大多数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学者也是借助英文资料，这样就造成“中国域外知识体系构建长期受制于英美世界的视角，对世界多样性的理解受限”（赵可金、刘军，2022：5）。此外，由于语言的原因，“全国有限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研究中东、中亚和拉美的少之又少”（薄洁萍，2016：54）。因此，外语学科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更要发挥非通用语种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的作用。

但是，外语学科的优势，并不仅在外语使用的工具性方面。外语学科可以发挥更大学术作用的，是在国别与区域的人文知识体系建构方面。这是外国学科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所应致力的方向，也是巩固和拓展自己学科内涵、进一步彰显学科价值的着力点。

4.2 外语学科传统研究领域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关系

学科是以某一特定领域为对象建立起来的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外语学科属于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是以人为中心，集中体现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的知识体系。它以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及其外在的文化世界为研究对象，关注意义和价值。外语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分支，其学科内涵和性质体现了人文学科的内涵和性质，具体而言，外语学科就是建立以外语和语言对象国的语言、社会、历史、地理、文学、文化、哲学、思想、民族性、国民性等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

外语学科的性质和内涵，决定了其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优势方面和擅长之处。简言之，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就是研究对象国和区域的人文领域的问题，建构对象国和区域的人文知识体系。

外国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是外语学科传统的研究领域，也是其学科本体和当行本色。外语学科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并不是说要脱离其本体，重起炉灶，另辟天地。如果说外语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侧重点是国别与区域人文知识体系的建设，那么，外语学科传统研究领域的成果，都可成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知识基础。关键是视角的转换和已有成果的转化。

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潜含着不同民族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心理结构，反映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特定表达方式和话语模式。

文学隐含着一个民族的心灵密码。一个国家文化中最生动、最深刻的内容，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文学是人学。文学以其艺术的想象、富有人文情韵的书写，引发同一文化中人的共情和共鸣，进而参与了民族和文化身份的建立，并强化了“想象的共同体”意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学，表征着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的“情感结构”，潜含着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说的“文化模式”。外国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以及作家、作品的分析，为理解外国的文化和民族性特点，提供了一个鲜活、生动的视角。在后现代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之下，文学研究大规模地转向了文化研究，而展开对政治、意识形态、族裔、帝国、后殖民、生态、性别、情感等议题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则体现了外语学科在国别与区域基础研究中多重而深广的人文和社科的面向。

翻译，从表层上看，是语言转换问题；而从深层上看，则与语言的本质相关，涉及思维方式转化、跨文化协商和对话问题。因此，翻译研究与不同文化思维模式比较和跨文化研究紧密相连。

比较文学关注文学间的异同。文化是文学生长的土壤，是不同文学审美性、美感意识产生差异的根由。因此，深层次的文学比较，必然要深入到文化层面上进行考察、比较和分析。虽然比较文学的旨归是共同诗学的探寻，但其研究过程中的大量研究个案，如中外文学中的心理描写比较、中外文学中的形象思维比较、中外文学中的哲思比较、中外文学中的美感形式比较等，从不同层面揭示和分析了中外文化的差异。国别与区域研究学者可将这些成果作为对象国和区域认知的基础，结合自己具体的研究课题，再深入探讨下去。

可见，即使是外语学科的传统研究内容，也可和国别与区域研究产生学术上的联系：语言学对思维模式的阐发，外国文学对对象国民族性和文化品格的分析，比较文学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比较和研究，翻译对跨文化表达的探讨，都可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和视角，为国别与区域研究贡献人文学知识。

但这并不是说外语学科已有的外国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研究，就是国别与区域研究。传统的外语学科是没有“国别与区域研究”学科意识的，即没有国别与区域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建构的意识，其所展开的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也只是作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传统本体内涵的规定性而展开的，无论是研究维度还是研究旨归，都不尽切合当下意义上的区域国别学的目标和内涵。因此，需要进行视角的转换，从国别与区域人文知识体系建构角度对已有成果进行提炼，向“区域国别学”转化——从外国语言、文学中，提炼出人文学意义的问题：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对象国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认知方式；从外国文学角度，研究对象国的文化特质、想象和情感表达方式。以此作为外语学科开展国别与区域人文学研究的学术基础。

4.3 外语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主要课题

外语学科除将已有的成果提炼、转化，整合进国别与区域知识谱系，建构系统的“描述性知识”之外，还要开展立足于人文学科优势的“学理性知识”研究，包括以下主要的研究课题：

其一，对象国的文化特质研究。该研究课题包括对象国对世界认知方式和知识建构方式研究，对象国对待外来文化的认知方式、接受方式及叙事表达研究。

其二，对象国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形象”形成性研究。从对象国的文化著述中，以及对中国文学、文化作品的翻译、评介中，分析对象国形成了哪些关于中国的话语，以及这些话语建构了怎样的中国形象，继而探寻其历史文化原因及其流变，沿波讨源、洞幽烛微，研究它们的“中国形象”形成的基因性、机制性的因素，进而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纠偏匡正。

其三，中外文化的异质性与可通约性研究。在探讨对象国文化特质和文化基因的基础上，探讨其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寻求文化间的可通约性内容，提出为双方文化所互识、互通的概念，以此作为交流、对话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以上课题的研究，不仅可发挥外语学科的优势和特长，为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文学知识体系建构做出富有特色的贡献，研究的成果也可为提高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效能、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提供学理性知识。

4.4 外语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跨文化比较意识

外语学科可为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做出独特贡献的，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跨文化比较意识和方法。

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即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立场对域外的研究和认知，“在世界经验和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区域国别的知识生产范式”（翟崑，2022：29）。中国的立场、中国的视角，是中国自主国别与区域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特征。跨文化比较，是外语学科的学术特长，也是建立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

跨文化比较意识，应贯穿在外语学科国别与区域人文领域研究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象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比较。对象国人文现象，其形态样貌和特点品质，都可追溯到其文化的根源。从历史文化层面上进行探源、分析，可深究到其根本。在此研究过程中，将其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更可帮助中国读者认知对象国的文化特点。第二，同类主题的人文问题研究，国外或已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外语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学者在参照国外同行研究成果的同时，要保持明确的问题意识和“中国意识”，即不断自问：我们可以有哪些新的发现？可以提出什么不同的观点？我们要广泛借鉴，但不人云亦云；根据田野调查和第一手资料，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由此形成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术论述和叙事方式。

5结语

国别与区域研究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项事业。说它是一门科学，是指它“致力于构建一个国家对国别区域的认知体系”；说它是一项事业，“是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与特定国别区域处理相互关系的战略需要、国家利益、社会需求以及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赵可金，2021：129）。学科，注重的是知识体系建设和学术体系建设，是基础性、理论性建设；事业，注重的是问题，尤其是对当下国际事件和重大问题提出应对之策，所关注的是应用性和实效性。但无论是学科还是事业，是学理性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其目标都是一致的。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政治性、应用性，是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术底色和驱动力，是不同学科得以聚合为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家族成员和学术共同体的根由，是聚合不同学科参与并发挥各自学术作用的同心圆圆心和动力机制的核心。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只是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学术分工，目标的一致性，使两个层面高度关联、彼此依存，形成了一个围绕圆心的同心圆，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了同向而行的聚合力。

对象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国民性等人文领域问题的研究，是国别与区域研究深度展开和应用研究的基础，而人文领域问题的研究，正是外语学科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当行本色和优势特长。外语学科应发挥多语种优势，运用对象国第一手原文资料，以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优势为依托，以国别与区域人文知识体系建构为导向，展开人文领域问题研究，与世界史、国际政治、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构成各擅胜场而又彼此支持、相向而行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同心圆”，并做出富有自己学科特色而不可替代的贡献。

（参考文献 略）

（本文首次发表在《中国外语》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