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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粟裕大将在全军会议上遭遇众人围攻指责，三位向来与他私交密切的元帅却都沉默不语，不为其求情，看着不善言辞的老部下陷入千夫所指的尴尬境地。就在粟裕大将窘迫不堪时，主席却最后发言为他正名。

毛主席曾反复强调：“政治挂帅”，在他看来，任何事情都要以政治为重，军事领域更不例外。党要指挥枪，军内的政治气氛一旦淡化这种党指挥枪的统治关系也会相应地受到削弱；为巩固红色政权，毛主席自然要强调政治，但粟裕大将却凭借过硬的军事本领获得豁免，不必谈论政治。

就是这样一位获得毛主席特别豁免的军事奇才粟裕大将，在一九五八年的此次会议中也难以继续保持旁观独立的地位不仅被卷入舆论漩涡之中，还莫名其妙地成为了舆论焦点，一时间饱受争议。这是为何？三位元帅又为何三缄其口？毛主席又为何会仗义直言、为粟裕大将解围？如上种种猜想与疑问，请您耐心阅读，笔者将在下文的娓娓道来中为您答疑解惑、一一条分缕析••••••

在延安时，毛主席曾教育全体干部同志们：“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没有根由原因的爱恨情仇。”要问生性木讷沉静的粟裕大将为什么会突然身陷舆论囹圄之中？会上三位元帅又为何会保持集体沉默？惯于隔岸观火的毛主席又为何会罕见地对一名下属伸出援手？

要解决如上种种疑问，那我们就必须先从会议本身出发，看看这场会议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九五八年春末，全军全年战略布置会在北京召开，全军高级将领与部分对接军队后勤供应与思想教育工作的高级文官都列席参会。毛主席、粟裕大将与元帅们自然不例外。

从名头上看，所谓“战略布置会”无非是决定全军下一年的建设方向与训练计划，是一次单纯的、专业的军事技术性例会，按说不应该与政治问题有关。按列席人员来说似乎也确实如此，如果与政治有关，周恩来总理等文官领袖不可能不参与会议。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如果这次会议真的仅仅只是一次单纯的军事战略布置会议也就不可能会有后面粟裕大将遭受舆论围攻的事情，从这件事情来看，此次所谓的军事战略布置会议别有玄机，至于背后玄机究竟如何？且看下文。

苏联为我国全国解放与全国范围内红色政权的建立出力颇多，更是与我国我党共同信仰共产主义的亲密友国，苏联比我国早解放整整三十年，是世界红色阵营内当之无愧的头号强国。按我国民间的通俗说法，当年的苏联就是我们的“老大哥”。

建国以后，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苏联又向我国提供了大笔援助帮助我国建设了工业基础，实现了工业化的起步。在事实上，苏联于我国有恩；在感情上，苏联与我国共同致力于建设共产主义；在实力对比与外部环境下，苏联是世界红色范围内的头号强国。

如此种种原因综合叠加，都让苏联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国在建设、开发过程中天然的模仿对象，军事与军队建设也自然如此。一九四九年，红军改编时就以苏联红军为模板，此后一直到本次会议召开时的一九四八年，我军都完全照搬苏联红军的历史与计划建设我军。

然而，事情到一九五六年时却发生了变化。读者朋友您中学时代一定在历史课本上学过这项知识，一九五六年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在大会上全面批评与否定前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苏联是世界红色国家联盟内最为强大的一个国家，苏联领导人自然是世界红色国家阵营中当之无愧的领袖。

斯大林的身名荣辱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更关乎着全世界红色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思想动态。赫鲁晓夫身为当时苏联的现任国家领袖，丝毫不考虑这点，完全按照个人的想法喜好与苏联的国内情况对斯大林大加批评，这不仅引起了苏联国内的思想动荡，更引起了全世界红色国家联盟的思想动荡。

换言之，斯大林已经不仅仅是苏联的斯大林，而属于全世界红色国家与红色进步主义者。毛主席曾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放大到整个红色世界同然适用这个道理。既然斯大林已经是全世界红色国家与红色进步主义者的共同精神领袖，那各红色国家与红色进步者们自然对他有着不同的看法。

赫鲁晓夫全面批评与全面否定斯大林，我国可不这么认为。我国作为红色阵营内仅次于苏联的二号强国，其实，赫鲁晓夫也考虑到了我国的想法与感受。赫鲁晓夫在大会召开之前与毛主席吹了风表达了自己欲在下次大会上批评斯大林的想法。

毛主席同意了，他也认为斯大林担任领袖时犯下不少错误需要在他身后予以重新界定与订正。但令他想不到的是真到开会那天，赫鲁晓夫就像是精神失常一样疯狂地批评斯大林，言语之肮脏粗鲁都到了人格侮辱与人身攻击的地步。不止毛主席无法忍受，世界范围内也波澜大起。

以毛主席为首，我国的各位高级干部轮番上阵写文章批评赫鲁晓夫的莽撞与粗鲁，一场中苏之间的大辩论就此展开。这场大辩论从一九五六年年末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七年年末，史称中苏论战。随着辩论的逐渐进行与深入，中苏关系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到一九五七年中旬第七次辩论结束后（一共九次），中苏双方都心知肚明此时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大到了不可能修复的地步。我国也逐渐产生了与苏联全面脱钩的想法，经济脱钩、工业脱钩、军事与军队建设当然也要脱钩。

一九五七年年末,我国做出了第一次在军事上与苏联脱钩的尝试。红军正式编制化后的第一套军服也脱胎自苏联陆军军装，苏联士兵常戴的船形小帽也出现在我军士兵的头顶上。但无论是我军士兵还是民众都不喜欢这种船形小帽。

从帽子形制的客观条件上来说，船形小帽形制窄小，以东亚黄种人为主的我国人与以白种人为主的苏联人相比，本就头颅较小，戴上这种小帽子一点显示不出军人的严肃与整齐，甚至有些滑稽可笑。而从历史上来说，曾经的蒋介石军队曾经就喜欢戴这种船形帽，我军民狠屋及乌，不喜欢船形帽。

粟裕大将一向爱兵如子，常常深入基层倾听基层士兵的意见。经过调查，粟裕大将得知基层官兵们普遍不喜欢这种船形小帽。他将意见汇集整理好便在五八年年初举行的部队战略部署会议做了报告。然而，当时，军中还有一大批倾向于追随苏联的保守派将领。粟裕大将此言甫一发出便受批评。

三位元帅之所以不为粟裕大将解围并不是怕招惹是非，是因为他们知道毛主席正要借助此次会议发布与苏联脱钩的决议，他们不打算抢毛主席的风头。果然如他们所料，毛主席借替粟裕解围的机会颁布了与苏联军事脱钩的决议。

一九五五年全军大授衔时，粟裕老前辈挂大将衔。其实就军功来说，粟裕老前辈完全配得上一枚元帅肩章；从私心上讲，毛主席也支持粟裕老前辈就任元帅，但十大元帅已经是军内无数资历深厚的老前辈角逐数轮后的妥协结果，为不引起军内分裂，粟裕老前辈主动向毛主席请辞元帅，为补偿粟裕老前辈的牺牲与付出，毛主席特意将其列为十大大将之首，可见其谦虚温和之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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