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早年的人生如同开挂，他27岁进入北大当教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当时的文人学者都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担任北大校长之后，胡适名声更是盛极一时。

但是到了1949年，胡适的人生来了一个大转弯。

国民党大势已去，摆在胡适的面前有两条路：要么选择留在大陆，改换阵营为新中国服务；要么继续追随蒋介石，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效犬马之劳。

遗憾的是胡适选择了后者。

1949年4月，胡适乘船赴美。临行前，老蒋给了他一道密令：为和平解决内战问题，想方设法争取美国在道义上的支持。

然而胡适刚在美国落脚，国内就传来了解放军横渡长江，攻占南京的消息。国民政府完蛋了，胡适只得哀叹“我愿在道义上支持蒋先生的政府”。

胡适青年时期曾留学美国，住了七年时间；中年当了美国大使，在美国住了八年时间。晚年他携夫人江冬秀赴美，一住就是十年时间。

可惜风光不再，随着国民政府的倒台，胡适“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他在美国最后的十年时间，过得穷困潦倒，体会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凄凉和无奈。

胡适到了美国之后，住在大城市纽约。

以他早年在文化界的盛名，按道理在美国应该得到礼遇和重用才对，然而现实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无人理会。

美国的十字街头，随处可见从中国大陆来的挂冠部长、解甲将军、退职学人，当年名噪一时的文人学者、军政要人，都把美国当成了栖身之处。

胡适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奈何他却没什么积蓄，只能栖身于纽约东城81街的一幢简陋而破败的小公寓。

没有了当年的大使待遇，胡适晚年在美国日子过得很凄煌。他所居住的那栋破烂公寓，没有安装防盗设备。有一次，胡适外出之后，他的夫人江冬秀独自一人在厨房烧菜做饭，这时一个彪形大汉忽然从防火梯破窗而入。

幸好江冬秀没有学会美国老太太遇到危险时歇斯底里的尖叫，而是下意识走向公寓的大门，把门打开，对闯入家里的悍贼大叫一声“Go”。那人看到胡适家里家徒四壁，没什么值钱东西，这才从门口大摇大摆走掉了。

唐德刚如此形容胡适晚年在美国的窘境：

“适之先生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和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人怕老来穷，他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流亡寓公生活的无底深渊。”

老两口在美国坐吃山空、立地吃陷。胡适早年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但是在美国，他再不能像在国内那样四体不勤了。江冬秀语言不通，不会买菜，不会搭车，买菜这样的琐事就落到了胡适的头上。

江冬秀闲极无聊，每天蜷伏在小公寓里烧饭、打麻将、看武侠小说。每次老妻打牌，家里地方小客人多，胡适也不能安心读书写文章，于是干脆也加入打牌。然而长此以往，江冬秀无所谓，胡适却不能这样。

胡适是著名学者，他要工作。当初赴美，胡适信心满满，本以为可以到哈佛大学当教授，可是那些洋学者们可不想他来抢饭碗。胡适又打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主意，希望能在母校谋一个职位，赚钱养家。

然而胡适“把哥大看成了北大，哥大却没有把他胡适当胡适看待”，哥伦比亚大学招揽人才，充实汉学研究，也把胡适排除在外。胡适失算了，他在国内受欢迎，到了国外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受欢迎。

胡适一生获得的荣誉博士学位有35个之多，中国学界难有人能望其项背，其中有31个是美国各大学授予的。然而讽刺的是，胡适在这里找个工作都困难。哥伦比亚大学在敷衍他，其他大学也没把他当回事。

虽然胡适偶尔也到一些著名学府短暂讲学、零星演讲，但是毕竟算不上是长期工作。直到1950年5月，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图书馆，才聘用胡适当了“馆长”。

东方图书馆除了一些汉文图书之外，还包括一部分满文、蒙文、藏文及日本、朝鲜等国的出版物，有近三十万册图书。然而它只是个三流图书馆，学界对它知之甚少，就连校方也不了解这些书有什么价值。

胡适一个享誉世界的大学者，也只能屈就这个微不足道的“馆长”之职，每年五千二百美元。他在任上还筹划了一个特别书展，忙得不亦乐乎。

可是到了第二年，校方还是把他解雇了，转而另请他的助手童世纲为“馆长”，每年只花三千五百美元。丢了饭碗的胡适，其落魄与苦闷可想而知。

胡适早年在国内，进出都有小汽车接送，被人讥讽为“买办文人”，日子过得逍遥自在。但是晚年在美国的他却手无缚鸡之力，又没有赚钱的路子，生财无道，只能感叹没有小汽车可代步。

唐德刚在大使馆当职员，偶尔公器私用，开大使馆的汽车来接送胡适。这就已经是胡适难得的“享受”了。

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的日记》中还提到两件事。

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吃不惯西餐，加上经济困难，就自做了很多腊肉、咸鱼和梅干菜，在阳台上晾晒，味道不好闻，经常引来邻居的投诉。有一次，胡适趁妻子外出看戏，把那些东西全扔了，江冬秀为此还吵闹了一番。

还有一件事，胡适早年做大使，生活起居都有人照顾，因此他出门没有带钱的习惯。但今时不同往日，没有钱在美国寸步难行。于是江冬秀想了个办法，每天晚上都在他领带夹内放上两美元，胡适每天上下班就有钱买票。

胡适为此很得意，专门把这件事告诉了学生唐德刚。

更让胡适在亲情上感到落寞的是，他们一家五口分居四处，大儿子胡祖望远走泰国，儿媳曾淑昭在台北，小儿子胡思杜留在北平。家人无法团聚，也成了胡适晚年最大的遗憾。

胡适在美国闲极无聊，经常去哥大的图书馆看报纸打发时间，其实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可见，他真是闲得无聊之极了。

张爱玲还没去美国之前，给胡适寄了一本《秧歌》，胡适不仅仔细看了两遍，还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称赞作者已经到了平淡而自然的境界。

对此张爱玲很感动，在回信中说：“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后来张爱玲在《忆胡适之》的文章中，还特意提到这一幕。

胡适提携后进，固然是文坛佳话，但也证明他在美国确实无事可做。在纽约他连一个学生都没有，成了“无人打影”的拳师，空有一身的功夫却无人可继承。青年唐德刚成了胡适唯一的“陪练”。

胡适与唐德刚年龄相差一大截，两人却成了忘年交。唐德刚等一班人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社”，是一个纯友谊的吃喝俱乐部。胡适也就乐意变成他们的指导员和赞助人了。他有闲工夫就仔细评阅他们的著作。

胡适虽然自诩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在这样的环境中也难免悲从中来，他对唐德刚等人多次诉说“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可谓肺腑之言，流露出对自己凄凉晚景的深深叹息。

终于熬到了1958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执意辞职，胡适被公推为候选人。胡适以患了肺炎为由，多番推辞，蒋介石不允。最后想了一个折中之法，在胡适调养期间，由考古学家李济代理院务。

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湾，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飘零。门庭冷落的胡适回到台湾后，他的身边又开始热闹非凡。老蒋还专门批钱给他盖了一栋住宅，胡适的饮食起居也有专人照顾。

学者韦政通评价胡适：“胡适40岁死了完全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他后面的30年差不多等于白活。他中年以后，学术上几乎没有任何新的成就。”

也许在美国十年的孤寂，让晚年的胡适变得贪慕虚名，喜欢热闹，喜欢被人追捧，有一种成为偶像的渴望。

当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每天高朋满座、迎来送往。他对外宣称，星期天任何人都可以来看他，开车的、做生意的，都可以排队去看他。

胡适俨然成了献花祝寿的主角，但是晚年的他仍然摆脱不了孤寂、忧愤的心绪。

胡适还想在余生残年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促进文化学术的繁荣，第二件是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地位，影响蒋家父子对台湾的言论控制。然而事实证明，作为文人的胡适还是太过天真了。

老蒋请他回来，不过是当成供奉的对象而已。胡适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办成一两件事，可谓比登天还难。

因为“自由中国”一案，胡适受到牵连，与老蒋闹得很不愉快。而胡适为了避祸而选择妥协，又引来学界很多人的不满。在一片围剿与谩骂声中，回台后的胡适同样过得孤独而煎熬。

除此之外，胡适晚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小儿子胡思杜自戕。1958年5月，胡适得知儿子的死讯，陷入巨大的悲痛，差点一头栽倒在地。胡适此后拒绝提及此事，他始终拒绝相信儿子离开的事实。

1962年2月，胡适也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一次“中央研究院”主持的酒会上，胡适谈性颇高，情绪激动，结果在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可惜他再也没有醒过来。

胡适去世，享年71岁，安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

胡适身前固然已是名满天下；身后也是极尽哀荣。自他逝世到出殡，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殡的市民，总计达10余万人。蒋介石更是亲撰挽联，称赞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沧海横流，斯人已逝。胡适去世后，除了藏书之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以至于老妻江冬秀时常对儿媳抱怨：“适之帮助穷书生，开启支票来活像百万富翁，待我如穷措大。”颇有嘲讽之意，也有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