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社会整体发展状况来看，青铜时代后期已具备产生一般等价物的条件。

众所周知，中国的青铜时代，无疑是一个光辉璀璨的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以众多精美的青铜器赋予后世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且为中国礼仪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结构、等级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礼乐制度等方面，青铜器的广泛使用，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不仅如此，由于青铜制作技术的普及，使得青铜时代后期，青铜制品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礼器、兵器、乐器、工具、农具，以及各种装饰品等，人们能想象出的任何物件。至此，客观地说，中国社会不仅孕育了独特的青铜文化，更发展出对青铜的普遍崇敬。所以，金文中有大量青铜用于贡献、赏赐、赋税、罚没、俸禄以及支付等的记载，这进一步证明了青铜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利簋（武王）铭曰：“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禽簋（成王）载：“王伐盖（奄）侯，周公某（谋）禽祝，禽又（有）（脤）祝，王易金百寽。”过伯篡（昭王）载：“过伯从王伐反荆京，寽金。”翏生盨（厉王）载：“王征南淮夷，伐角津，伐桐遹，翏生从，执讯折首，寽戎器，寽金，用作旅盨，用对烈。翏生众大姻，其百男百女千孙，其万年眉寿永宝用。”《尧典》“金作赎刑。”孔颖达疏:“古之赎罪者，皆用铜，汉始改用黄金”。《诗经-鲁颂-泮水》曰：“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可见，青铜的用途已经被广泛认识，其价值被社会所普遍认可，并成为公众追求的财富。

因此，客观上青铜已具备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条件。所以说，中国青铜时代青铜文化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青铜器上，更重要的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青铜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被广泛传播，而且深入人心，牢固地树立了青铜的价值体系。

这是中国古代为什么铸币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青铜，而不像西方那样选择白银和黄金的根本所在，也印证了彭信威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货币史》序言中提到的观点，即为什么“西汉的五铢钱”清末还能流通的根本所在。

客观上看，在青铜时代，青铜无论以什么形状出现，都可以衡以重量来行用。这不仅在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中有所体现，在考古出土实物中也有所体现。

据蔡运章先生的报告，青铜块和青铜器残片在河南洛阳、陕西周原的西周墓葬和青铜窖藏中屡有出土。1964年至1971年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北窑村西清理了370座西周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礼器、兵器和车马器等残片。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陕西周原地区也出土了大量青铜块和青铜器残片，例如1972年云塘上务子村发现的青铜器窖藏，其中出土的青铜厚重礼器残片重达20余千克，同年5月又发掘出铜铃、大编钟等残片10余千克。

江南地区从宁镇至浙北一带也屡屡出土了大量西周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块。典型的发现包括：1975年句容县城东公社西庙大队一座土墩墓中出土的150多千克青铜块；同年5月金坛县城东公社电力大队社员在整地时发现的一陶罐，内含70余千克青铜块；以及1984年昆山县兵希镇盛庄村发现两个窖藏土坑，出土青铜块100多块，重量从十几克到几百克不等，并伴有一些兵器、农具、工具的残件。

经过详细的调查和科学分析，江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块大都有切割使用的痕迹，而且其合金组成也为典型的高铅青铜，这种青铜与中国早期的尖首刀和空首布货币相似。特别是1988年，在浙江仙居县横溪区湫山乡出土的青铜器具、青铜块与楚大布和蚁鼻钱同盛于一陶罐的窖藏，这不仅验证了青铜称量货币使用的普遍性，而且表明了青铜与青铜货币在人们价值观念上的等同性。

从人文类比的角度来看，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地区，在铸币产生之前，也曾有过使用金属称量货币的类似阶段，所不同的是西方主要是使用贵金属（金、银），但也有使用青铜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