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是我国外交部的首位发言人，还曾在海湾战争之前与萨达姆有过一次对话。
海湾战争干系重大，萨达姆强硬的态度又让海湾势态变得愈发紧张，如何在其中巧妙斡旋，成了一个难题。
1990年，钱其琛飞抵巴格达，代表我国的立场想要劝萨达姆回头是岸，但萨达姆的回答却让钱其琛有些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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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生涯早年，周总理曾经对我国的外交工作做过四句话、十六个字的指示。在实际工作中，钱其琛对此特别注意。
他有一句座右铭，告诫自己做前期决策的时候，要多思多谋；具体执行的时候又要高速高效。
1988年，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六年后顺利升任外长，不难想见他工作的踏实和能力，以及做出的实际成绩。
1982年，我国和苏联的关系正发生微妙的变化，从严重的对抗趋于某种程度的缓和。
勃列日涅夫在当年3月发表了讲话，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这引起了邓公的注意。
他打电话到了外交部，让工作人员对此做出反应，负责这件事情的便是钱其琛。
在钱其琛的筹划下，新闻发布会很快就召开起来了，受邀的中外记者有七八十位。
发布会上，他做的声明简短而有力，很快在国际上引发了剧烈的反响，很多西方媒体都对其进行了报道，并做出了评论，认为中苏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且会对世界局势产生影响。
在钱其琛当时的发言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另一个就是“重视”。
这里面的意思也比较明白，就是我国对苏联还是抱持一个观望的态度，讲一个“听其言，观其行”。
1993年，钱其琛与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的一次谈判也很出名，被我国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称作是“斗而不破”的典型例子。
在当时的会见中，双方都有些固执己见，寸步不让的意思，争执得不可开交，但钱其琛并没有因此失了风度。
谈判末了的时候，他做了很冷静，也很有见地的总结，他说：“今天我们的会谈很重要，应该说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
他解释，双方之所以会争论得这么激烈，恰恰说明了他们对谈判问题的重视程度，也说明了双方都是想要去解决问题的。
另外，双方也都愿意继续在这个问题上深入下去谈，哪怕是很激烈的，好在都没有放弃沟通。
在钱其琛这番话说完之后，赫德也表示了赞同，这就说明谈判没有破裂，钱其琛很好地弥补了裂隙。
钱其琛在外交工作上的这些经验，能够很好地说明他与萨达姆会面时，为何会有那样的表现，为何会那样的临危不乱、镇定自若。
科威特与香港在波斯湾的西北岸，伊拉克与科威特一直比邻而居。这样的地理位置，确实让科威特与我国的香港显得有几分相似。
在萨达姆看来，科威特自古以来就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就像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样。
萨达姆说，不只是他，伊拉克历届领导人也都没有在法律层面承认过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边界。
科威特在两伊战争之后，就侵占了伊拉克的领土，窃取了伊拉克的石油资源，现在还利用美国向伊拉克施压，因此他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在他看来，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是想要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
面对美国的军事打击，他伸出了一个指头，摆了摆，表现得很是无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让一个国家控制中东石油？”
萨达姆不愿意，也不甘心这么做。
对于这个观点，钱其琛在与萨达姆见面的时候，就进行了驳斥。
他的解释很清楚，也很严肃。归根结底，香港与我国的关系和科威特与伊拉克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作为我国的领土，香港是被英国强硬霸占过去的，时间长达100多年。
香港的回归是合乎情理的，而其回归的方式也是我国通过和平谈判，签署了相关协议的结果，而非暴力战争，将其强行回收，这就与萨达姆对科威特的做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科威特与伊拉克说到底是两个国家，二者存在着外交关系，相互设有大使馆，还都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萨达姆试图用暴力战争的办法，将科威特强行攻下来，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在香港问题的情境中，伊拉克的角色更像是当年的英国，而非我国。
萨达姆是固执己见的人，但在这次谈话过后，他虽没有表现出回头的意思，表态上却显得灵活了许多。在
当时的会面中，陪同的伊拉克外长便将这个事情告知了钱其琛，让他知道，这次的会面还是有收获的。
伊拉克悍然出兵，萨达姆心中不会没有畏惧。比如，在这次会面中，萨达姆就专门向钱其琛打听了，美国人是不是真的要打仗。
钱其琛也对他照实说了，说这样一个国家，集结了几十万的兵力，如果没有达到相应的目的，是不会轻易“原地解散”的。
钱其琛提醒萨达姆，战争的危险在增加，任何偶然的因素都会导致战争的爆发，伊拉克会因此遭受严重的损失。
不过，中国政府不会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要怎么做还是要看伊拉克，看萨达姆自己。
萨达姆的忧虑，在后来大概也对钱其琛在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上的表现产生了影响。
此前，美国人是一直都在试图说服我们投赞成票的，但钱其琛在做了一番解释之后，亦然投下了弃权票，再一次彰显了我们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态度。
这次海湾危机发生后，我国之所以会选择出手，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个是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国驻联合国代表李道豫在事情发生后，一直都在关注，忙着在国外参加会议，也在和国内积极联系。
另外一个是我国一直同阿拉伯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海湾危机是中东的大事件，我国如果憋着不出手，置之不理，实在说不过去。
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特殊的外交身份。海湾危机是多方势力冲突的结果，而我国恰恰能够同这多方势力说上话。
欧美国家在成立联军后，是与伊拉克直接断绝了官方接触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在有意无意地回避伊拉克，他们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我们能够作为“中间人”，派出特使去海湾国家做做工作。
外交官印象作为一位外交官，钱其琛有其才能，也有其特殊性，这与他早年间七年的地下党经验有关。
他在2003年出版《外交十记》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件事情，表示他因为早年间的经历养成了“不记日记”的习惯，一切都只凭自己的记忆，不留片纸只字的记录。
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在退休后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许多历史事件写成回忆录。
他同《外交十记》的出版社社长王成家讲过背后的原因，说是因为知道国外的说法将很多事件的真实面貌扭曲了，如果他不站出来讲个清楚，时间久了恐怕那些不真实的东西就要被讲成真的了，这让钱其琛感到危险和后怕。
出版这本回忆录，也让他在我国当时退休的领导人里面开了先河，成了独一位的。
他对这本回忆录的书名也有着自己的斟酌考量，没有听从出版社的建议将名字改成《钱其琛回忆录》。
他喜欢《浮生六记》和《干校六记》这两本书，希望自己这本回忆录也平实一些，所以才用了“十记”的叫法。
此外，他也拒绝将自己的头像放在书的封面上，避免因此太凸显个人身份。
在与萨达姆会见的时候，除了双方谈话的具体内容，钱其琛对伊拉克和萨达姆本人也都留下了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
比如，钱其琛当时不是第一次到巴格达机场，他那次去的时候印象和之前很不一样。
因为制裁措施，那时的巴格达机场很冷清，国际航班大都停飞了，基本上看不到一架飞机。
他和萨达姆见面的时间是在落地后的第二天中午11点左右。萨达姆是一身军装打扮，腰上还别着一把手枪。
在二人谈话的过程中，萨达姆一直将枪带在身上，直到中间休息的时候，才把枪取了下来，放在了桌子旁边。
曾担任北也门外交大使的郑达庸，在海湾危机发生前，本要被派去担任伊拉克大使的，但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耽搁了下来。
钱其琛这次出行，郑达庸是陪着他一同过去的。
郑达庸在文章中写过当时的场景。他说，他们见到的萨达姆身材魁梧，握手有力，胡子也很浓密，就是嘴角好像有点歪，好像是因为中风过的关系，显得有些面瘫。
在郑达庸的印象中，萨达姆并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张牙舞爪，但还是有些自尊自大、刚愎自用的神态。而钱其琛的发言，则被认为是有针对性的，也十分坦率。
钱其琛在谈判中镇定自若的表现，和他平时的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他平时的生活很健康，不吸烟也不喝酒，最大的爱好就是散步和读书，这养成了他温和平静的性格，就算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也不会同人轻易争吵起来。
他将外交工作看得很重，刚晋升为外长的时候就说过：“任重道远，不敢懈怠”，深知自己肩上扛着的重任。
李肇星也写过他印象中的钱其琛，说他做事情很务实，一切从工作出发。
他当新闻司司长的时候，上班自己打开水，做了部长之后，办公室也很小，没有洗手间，也没有大沙发。
在公务活动中，钱其琛是很少说客套话的。他对礼宾的要求是务必从简，外事宴请不要总是在酒杯上做文章，主客方的一把手各举杯一次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的交流，学习别人的经验，也多介绍自己这边的立场和情况。
工作上，钱其琛对下属有着严格的要求，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他审核的文稿，经常要被他改得“披头散发”。
他对每个字、每个标点都很较真，改过的稿子上不会出现什么过头话、大话和空话，能够体现出他的家国情怀和高度的责任感。
在正式从事外交工作之前，钱其琛就有过出国的经历。1954年的8月，他才26岁，女儿刚刚出生只有20多天，但接到了去苏联团校学习的任务，他没有推辞，一行21人坐着飞机便到了苏联。
他在那里主要是学习党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但也自己抽时间学习了俄语。之后，组织上还安排他毕业后留在驻苏使馆工作。
在苏联工作的八年时间里，他从留学生管理处做到了使馆研究室。
过程中，他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也为他后来做外交工作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2017年，钱其琛的离开显得突然而伤感。有人评价他是我国的“外交教父”和“外交操盘手”，说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一直都走在时代的浪尖潮头。
他做外交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国外交历史上最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他很好地顶住了压力，也做出了成绩。
都说弱国需要外交，将强未强的大国更需要外交技巧。钱其琛的外交风格沉着、冷静，有耐心，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好评。
作为老一辈的外交领导人，他从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起步，后来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其间做出的历史功绩是值得我们铭记的，不应当被轻易忘记。
参考资料
《钱其琛病逝曾用3句话开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环球网
2、《刚去世的国级领导人 曾在海湾战争前劝萨达姆回头》人民网
3、《钱其琛的“外交风云”》文摘报
4、一进巴格达——海湾危机期间随钱其琛外长出访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