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规模小，甚至连华北野战军也比不过。而且，在一野发展的过程中，还出现过一个古怪的现象，一度令天不怕地不怕的彭老总也为之担忧，那就是这支成立之初由北方人组建的部队，打到最后十万大军竟然变成了一支“南方部队”。

在这支“南方部队”当中，四川籍士兵占比极高，整支部队几乎成了“川军”。彭德怀发现这个情况时，自然是会担忧，因为一旦这些士兵有人挑头，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哗变。本来作战环境就极其艰苦，若是发生哗变，部队几乎要遭受灭顶之灾，彭老总如何能不担忧呢？

但问题是，一野长期在大西北活动不假，但也没有大规模进攻过四川，自然不可能在四川征兵，部队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四川士兵呢？面对如此难题，彭德怀又是如何解决的？

一野的前身是西北野战军，而西北野战军成立之初叫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后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与地方武装统归彭德怀指挥，改名西北野战兵团。直到1947年7月31日，西北野战兵团才正式更名为西北野战军，而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时间，则是1949年2月1日，这边是一野的历史沿革。

那么，中央为何要在1947年成立西北野战军呢？其实这支部队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保卫党中央。彼时，国民党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便成为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目标之一。

胡宗南麾下25万大军直逼陕北，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迎战对敌。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战，西北野战军是紧急组建起来的队伍，主要由北方人构成，当时也仅有两万多兵力而已。而胡宗南部是国民党精锐部队，武器装备精良，兵力又是西野的十倍之多。

当年毛主席评价彭德怀那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时，彭德怀就是亲自率部阻敌，抱着不死不退的决心。而此刻，彭德怀依旧是临危受命，以少打多，还是丝毫不退，风采甚至远胜当年。

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西野与胡宗南部对战时，不仅没有落下风，反而接连打出青化砭、羊马河、蟠龙3次战役，歼灭敌军一万四千余人，硬生生将西北的局面给稳住了。不过，彭德怀率部以少胜多的指挥艺术固然精妙绝伦，但打仗总是要有战损的，本来就兵力不多的西野，虽然连战连捷，却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急需补充兵员。

但在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之下，想要在陕甘宁解放区补充兵员实在太难了。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少，仅有150万左右，如果想要拉起十万人的部队，就要达到14人养一兵的比例，会加重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

最重要的是，哪怕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愿意承担这样的负担，也根本就负担不起。因为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百姓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根本没有余力养兵。

以延安为例，在国民党的高强度封锁之下，里面的资源出不去，外面的物资进不来，对于米、面、盐、药等重要物资，更是管控得非常严格。

若不是当年有毛泽民亲自坐镇矿山，克服了各种恶劣的工作环境，提升了钨矿的开采量，将中华钨矿公司发展为延安经济的支柱产业，延安的经济只会更加艰难。中央所在的延安尚且如此，其他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大征兵力度根本无法负担。

西野一边要与胡宗南部周旋，一边还要负责党中央的安全。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力量很薄弱，经常在危险的边缘游走，如果不能及时补充西野的兵力，不仅会增加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危险，还会导致胡宗南部出援，从而影响整个战局。

最快也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其他战场调兵到西野，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危险，又能提高对胡宗南部的牵制力。如果兵力充足的情况下，彭德怀率领扩军后的西野一举击溃胡宗南部，拔掉这个隐患也不是不可能。

中央军委当时确实考虑这个问题，打算将陈赓纵队调回来，陈赓本人甚至都因为此事回了一趟延安。会议期间，陈赓的情绪一直不高，因为他心里不认同调他回来的决定，但他始终没有明说。

直到会议结束以后，毛主席、周恩来邀请陈赓吃饭时，酒过三巡之后陈赓这才开始袒露心声，而且语出惊人，认为调他回来是“大材小用”。陈赓平时喜欢开玩笑，毛主席就故意逗他，佯装发怒说道：“我的安全就不重要吗？党中央的安全就不重要吗？”

周总理等人见状，连忙开口打圆场，陈赓也一言不发了，因为他的表达确实有些不妥。但随即峰回路转，毛主席见气氛也差不多，这才笑着对陈赓说出了实情。此前确实决定调陈赓回来，但后来考虑到整体战局，又改变了主意，不调陈赓回来，党中央自己解决困难。

就这样，外部调兵进西野的想法也没能实现，西野的困局还是得自己解决。其实这个难题不仅仅是西野面对，华野在国民党展开重点进攻以后同样要面对这个问题，而且华野甚至连一个可靠的根据地都没有。

华野接连打出以少胜多的仗，消耗同样很大，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伤亡数量高达60万。那么，陈毅当时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大量吸收俘虏为解放战士。这个办法是征兵困难、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最快补充兵力的办法，彭德怀采取的也是这个办法。

大量补充解放战士的优点明显，可以快速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解放战士在老部队掌握的战术比较系统化，到了解放军部队可以帮助很多农民出身的战士，既能增加战斗力，又能减少伤亡，所以很多部队都出现过分配俘虏时发生争抢的情况。

但解放战士的缺陷也很大，忠诚度不够就是最大的问题。战场上的形势一片大好时，自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战场形势不顺利，解放战士就会人心思变，临阵叛逃还算好的，倒戈一击才最可恨，令人防不胜防。

西野当时面对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部，而胡宗南部的兵力被调往西北之初并没有这么多，而是经过一番征兵后的结果。蒋介石调胡宗南到西北，交给胡宗南的任务很重，“回马”、“苏俄”、“共军”、“日寇”，全都是胡宗南要应对的方向。

因此，胡宗南得到蒋介石的全力支持，征兵期间一路绿灯，尤其是当时的大后方四川，更是成为胡宗南征兵的重要部分。随着四川人源源不断地加入胡宗南部，胡宗南部的四川人占比越来越高，几乎成了“川军”。

而胡宗南率部与彭德怀作战期间，无论使用什么战法，却怎么也打不过彭德怀。彭德怀的兵力始终处于劣势，却始终掌控战场主动权，几乎是牵着胡宗南部的鼻子走。在此期间，彭德怀吸收了许多胡宗南部的俘虏为解放战士，越来越多的四川士兵补充到西野之中。

如此一来，西野中的四川士兵占比不断上升，打到最后西野几乎也成了“川军”。当初西野中的解放战术数量少时，解放战士的缺点并不明显，但解放战士占比如此之高的情况下，一旦有人煽动带头闹事，很有可能会出现大问题，彭德怀也担心镇不住啊。

为了解决解放战士的问题，西野开展了“诉苦”教育和整军运动，让大部分解放战士彻底弄明白了为何而战，明白了自己之前受到的压迫。有些解放战士因此痛苦流泪，思想彻底转变，虽然也有少部分解放战士依然思想顽固，但已经构不成威胁，可以慢慢学习进步，彭德怀的担心也因此烟消云散了。